专访潘毅教授：贫穷限制青年想像未来 社会须聆听他们的声音 本社编辑部

3年的疫情风暴，掀起了一场工作形态革命，在办公室上班已不再是必要条件。网络世代凭借他们对科技的掌控力，似乎占有很多优势。然而，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座教授潘毅观察到，很多年轻人受到的待遇、向上流动能力不升反跌，「他们不敢想像未来，很大程度因为贫穷限制想像」，她和研究团队在最近发表的《最低工资有几低？贫穷新一代的就业困境报告》中这样说。

她坦言，社会对贫穷人口的想像局限于长者、新移民等群体，却忽略了年轻人。回归25年来，情况愈趋严重，例如就业前景与大学生的期望有落差，他们的工资长期维持在1万多港元，却要顶着大量压力，长时间工作。四成接受研究团队访谈的青年自认贫穷，社会需要聆听他们的声音。

好多嘢achieve唔到。时间上很难挤出时间嚟追求自己嘅兴趣。

依家系忙到连自己煮餐饭嘅时间都无。

── 受访者之一

出身名牌大学 长工时也甘愿承受

大众长期忽略年轻人的需要，记者认为与长辈预期不无关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上一代许多的座右铭，但吃了苦，真的能够成为人上人吗？潘教授形容，年轻人不习惯对长工时的不满宣之于口，是因为被上一代「向上流动的故事」所影响，以为「只要肯搏，就会有好前途，过几年就可以成家立室，享受小中产的生活」，但现实却是工资升幅缓慢，长时间工作得不到合理回报，支撑他们的美好想像变得愈来愈模糊和脆弱。

起初潘教授认为他们要有中产水平（约2至3万元）的薪酬才愿意加班，事实却惊人地相反。以服务业、饮食业和文化创意行业为例，大多数受访者由早上10点「直踩」到晚上9、10点，中间欠缺休息等安排，即使工作要求高，他们却乐意为之；当中更不乏名牌大学出身青年的身影。

年轻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不只盼望回报，亦盼望「自由」，这是团队从许多受访者得出的答案。潘教授指出，许多人工时长不单因为加班，而是同时在做好几份工作，甚至挨夜完成客户交托的任务，如平面设计、摄影等。「这反映年轻人的工作形态已改变，为求掌控安排个人生活的权利，他们情愿当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或斜杠族（Slasher），也不愿意被老板任意差遣，认为自主性更大。」

她表示，虽然斜杠族为自由付出庞大的代价，作为长辈还得尊重他们的抉择。

躺平真好？香港青年只能口头发泄

潘毅教授是研究中国劳工问题多年的专家，她发现中港两地年轻人面对差不多的窘境。近年便兴起一股「躺平」风潮，「很多年轻人觉得累，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家庭可以支撑他生活一段时间，他便会回到老家躺平。但香港的青年，包括来自中产家庭的，却是没有条件躺平，只能口头上发泄一下。不是说躺平好，只是在描述香港青年面对的难题。」

同样地，中港两地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规模愈来愈大，愈来愈多「炒散」、不讲求劳动关系的工作出现，但政府对这一类的工作和年轻人保障不足，只是保障稳定的工种和大企业的雇员。「上司很常用一个message来交待工作任务，没有问题还好，一有问题什么保障都没有，完全依赖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任。」

她忆述，以往帮助富士康工人争取权益，「因为工厂规模大，资方也被迫走出来聆听工人的声音，将年轻的实习员工拨入劳工保障范围之中。」投身小型初创公司的年轻人，因为形单只影，景况更加凄凉。但至少，跟香港的待遇情况比较，内地的政策仍有一定值得参考的地方。她解释，「《劳动合同法》中明文规定要给予加班费，平日有1.5倍，周六日有2倍，公众假期有3倍；但在香港却完全没有这种说法，好像薪资已预设你需要加班，所以至今仍未能就标准工时立法。」

「上楼」若放愿望清单 生活素质难改善

长工时和低工资已成为困扰包括年轻基层劳工的梦魇。她强调，团队一直希望推动标准工时立法，借此推动各行各业将雇员加班费算进成本中，否则，年轻人无法向上流动。潘教授指出，「他们多年来的薪酬加幅一直都偏低，必要支出却愈来愈大。若将『上楼』放进愿望清单，工资对改善生活素质的帮助真的不大。」

团队引用政府数据显示，1995至99年出生的大学毕业生，在20至24岁时平均月入是18000元（以2018年价格计算），反观生于1970至74年的青年，在同一年龄段，平均月入达到19400元，当比较25至29岁的阶段，平均月入更达到26500元，冠绝其有数据可比较的后辈。至于研究团队在今年3月发表的报告更发现，参与深度访谈者的月入中位数为15200元；四成五问卷调查参与者表示平均月入低于6000元，他们大部分是兼读兼职青年，薪酬水平完全跟不上生活成本增幅。

据他们调查，青年的个人月均生活支出为16789元，扣除教育开支约14894元，若按一个月工作26日，每日8小时计算，基本时薪水平要71.6元才能满足生活所需，这个数目被不少传媒质疑是否过高。

香港是发达社会 青年要求不过分

潘教授解释，虽然他们三餐多不在家吃，数目其实不高。「他们每天早餐大概花20元，吃不了多少东西。很多都睡到last minute才起床，买个面包上班。甚至一日只食午餐。」虽然他们可以在家吃减省晚餐开支，但不少受访者因工时长而无法吃住家饭，尤其是饮食业多数在接近午夜才落场，回家后便煮公仔面聊当晚餐。

她坦承，青年在聚餐和娱乐的花费有点高，这是由于他们社交需求大。只可惜，香港缺乏廉价的社交活动及空间，加上娱乐方式少，如时下流行的火锅、放题餐厅容许逗留较长时间，给他们聚旧聊天的机会，那200多元的餐费便在所难免；即使看电影也要价约100元。「香港是一个发达社会，这些开支十分合理。若果他们一个月看不到一两套戏似乎又讲不过去。这是上一代较难理解的。」

更甚是，许多受访者形容自己是「精神贫穷」，因为发展空间少，缺乏社会关怀。「如果我不移民，在香港有什么发展机遇？」「工作压力大导致胃痛，能否向上司告假？」「大学毕业出来打工，能否做到每月给父母数千元家用？」种种问题都在困扰他们，与其说这是进步的原动力，潘教授表示，从访谈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挫折，社会没有给予他们充分机会改善生活。

减少挫折 多给进步动力

那么从何入手帮助他们？潘教授指出，一方面香港企业需要改善它们的人力资源制度，另一方面香港政府需要认真检讨整个劳工政策。她观察到，若雇员留在一家公司，每年工资升幅仅有3至4%，这会「引导」他们「跳槽」到其他公司，以获取更高的升幅（约10%）。这种现况无助于企业稳定性和挽留人才，以及让年轻人累积足够经验升迁，提升他们的待遇和社经地位。

再者，香港政府不乏资源和政策鼓励雇员进修，偏偏却欠缺完善的基本劳工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障制度，比内地和亚洲不少地区落后。不少人认为失业援助金会养懒人，纵容青年不找工作，但她反驳指这是一大谬误：「许多地方的援助期都是有限的，通常是3个月，最长6个月，期间受助人需要证明失业有理由，大众无须过分担忧。」

相反，这是维持劳动市场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避免失业人士落入无助的状态。加上不少年轻人希望跟贴时代的步伐，继续进修及投身其他行业，但囿于生活所需，他们或被迫接受自己不喜欢或人工偏低的工作。若有援助金支持，他们可以有充足的空洞期探索自己的志趣。「失业保障与综援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论述是不健康的。这不单能保障年轻人长远发展，也是在保障整个劳动人口。」

让年轻人重拾盼望──潘毅教授专访 2-1

延伸阅读：〈专访潘毅教授：只有愿景 不能解决青年问题〉（潘毅教授专访 2-2）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讲座教授、香港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1990年代先后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学士、香港大学硕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学位，是国际知名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学者。2006年凭著作《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成为首位获得C. Wright Mills Award的亚洲学者；另一著作Dying for an iPhone亦被译成多国语文，深受学术界重视。20多年来，潘教授走访内地不同城市，探讨农民工等问题。2010年她与其他学者组织调研团队，深入研究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近年则研究香港的基层生活及文化。

潘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