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最挤城中村里，失意的年轻人们，隔着1米握手楼抱团慰藉

小海很年轻，可头上白发不少，眼睛也不像年轻人的眼睛，眼白发黄，瞳孔有些浑浊，刘江萍猜测“他之前那份工作，应该熬夜比较多”。俩人聊天时“小海的气压一直很低”，他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已经做好了离开深圳的打算。

分别时，小海把一盆网纹草给了刘江萍。这盆植物，是小海很敬重的职场前辈送给他的，他一直放在办公桌上。要回老家了，他希望有人照顾它。

三个月后，这盆网纹草到了下沙村租客小钟的手里。小钟居住的握手楼门口，种了一盆叫“粉包”的花，每次经过看见它，小钟老是会想起奶奶。在老家的家门口，也有一株粉包花。

这一年，刘江萍和同班的谢志鹏、陈晓曼临近毕业，他们是深圳大学视觉传达系的学生，想在城中村里寻找毕业设计的灵感和素材。几个月后，三个学生完成了毕业设计“植物房客”——

他们走访了深圳、广州、茂名、湛江的城中村，向36家房客讨要了36株盆栽，以及盆栽背后的家庭故事。

接下来，三人带着故事和植物，再次走进城中村，吸引另外36位村民用自己的故事来换取这36盆植物。三个人以城中村窗台上的花草为“种子”，希望打破“都市陌生人”的社交界限，在城中村里生长出了新的人情关系。

36盆植物串起72家房客的世情百态——握手楼里散落着年轻人的失落与梦想，逼仄暗巷里也能流淌出街坊间的牵挂和情谊……那是城中村的人情温度与生活尊严。

小海在那家公司干了三年，网纹草就放在办公桌上，加班到夜里，感觉脑子和身体都要被掏空时，他会盯着网纹草看一会儿，稍微回过劲儿来，他再接着干活。

在交换收据上，赠予网纹草的小海与收下盆栽的小钟，分享了各自的生活经历。（植物房客供图）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公司的经营愈加艰难，他们解雇了小海。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时，这株网纹草蔫巴巴的，远不如当初的生机勃勃。这盆植物是小海刚进公司时，前辈送给他的，那时，他又何尝不是朝气蓬勃、满腔豪情。

想到这里，小海心灰意冷，把网纹草丢进了垃圾桶。转头时他不经意地发现，垃圾桶里散开的泥土中，冒出了几棵新芽，他又把盆栽捡了起来，把它带回了出租屋。

刘江萍碰见小海时，他正在出租屋里忙前忙后地打包着行李。离开那家公司后，他在网上投递了不少简历，没能收到一份offer。“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回老家了，希望你帮我好好照看它”，在植物房客的收据单上，他叮嘱网纹草的下一任主人。

租住在岗厦村的小杜，也在2022年年初遭遇了裁员，公司还不肯足额支付劳动补偿，小杜愤怒又无奈，“把公司里能拿的全拿了，能让他亏一点是一点”。从公司里搬回来的那盆虎皮兰，小杜交给了三个学生。

玲玲也生活在岗厦村，她前些年在广州做销售，前年转到了深圳，还是做销售。谢志鹏记得，他跟玲玲在楼下聊了很久，头顶是握手楼的一线天，玲玲住在5楼，和对面岑大姐家窗户的距离不足一米。

在深圳的工作做得顺不顺手，玲玲没有细说，"只说因为疫情，工作也很难做，感叹生活很不容易”，谢志鹏记得她的神态和动作，“状态应该不是很乐观”。

玲玲和小杜居住的岗厦村，位于深圳寸土寸金的CBD城区。根据相关数据，这里也是全深圳居住人口密度最高的片区，数以万计的年轻白领、打工家庭、小商贩蜗居于此。不少巷道的楼间距不足一米，光线常年照不进去。

刘江萍对深圳城中村的初始印象不算好，尤其是第一次走进岗厦村时，狭窄的巷道串起密压压的握手楼，“楼跟楼的距离太窄了，也太黑了”。晚高峰时抬眼望去，村巷、饭馆、小超市到处都挤满了人。年轻人们在涌动的人流中行色匆匆，看不出表情，“像机器一样，跟身边的人没有任何交集”。

“当时走了一圈下来，感觉真的特别压抑”，还未步入社会的年轻学生刘江萍，形成了对深圳城中村的第一个评价。

刚毕业时，因为家里人催着相亲，小李从老家逃到深圳，租住在城中村里，房子太黑了，他种了几盆花，看着心里能舒服点；

夏天睡觉时，小蒋受不了蚊子，于是在床头放了盆驱蚊草，结果蚊子越来越多，后来他知道，那个草是用来吸引蚊子的；

小颖和男友刚毕业时，手头特别拮据，连做饭的调料都买不齐，她在路边捡了一盆没人要的紫苏，炖肉时顺便摘几片放进去……

与刘江萍不同，谢志鹏与城中村有着极深的情感连接。小学一年级，谢志鹏离开茂名老家，跟着家人搬进了东莞的城中村。村里的租客当中，多数是老乡带老乡，大家住在一起相互帮衬，形成了一个由外乡人组成的熟人社会。

那里承载了他大部分的童年回忆：小伙伴们经常捡一根棍子，串城中村，探险工地，逛公园，或者趴在小卖部的桌球台前写作业，周末一群孩子还会跑到各家各户讨要报纸，折飞机，折飞镖。“小孩喜欢聚在一起玩，大人比我们还喜欢聚在一起玩，大家各玩各的，人情味很浓”。

上了大学，谢志鹏还是喜欢逛城中村，“在城市里，感觉城中村更有趣一点，有更多小店可以逛，在里面待着非常自在。”

再次走进城中村，谢志鹏也不得不承认一点，在深圳，尤其是深圳市中心的城中村，像岗厦、上沙和下沙，与他童年时代经历的城中村生态相去甚远。

福田的城中村里，租客们大都非常年轻，生活节奏极快，流动性也更强。锈迹斑斑的铁窗栏上的花草，跟龙华、龙岗的城中村相比，都显得稀稀落落。租客们的戒备心也很强，三个学生想与人搭讪，总要被误会成推销或者骗子。

“每个村都有它的性格，龙华、龙岗的城中村，会更有社区氛围，能看到更多的老人和孩子，家家户户中的植物也更多，更丰富。”

毕业设计期间，有段时间谢志鹏、刘江萍和陈晓曼因疫情无法正常返校。他们不得不在家附近的城中村，继续“植物房客”项目。谢志鹏在广州小洲村，刘江萍在茂名的城中村，观察到居住生态，与深圳市中心的城中村，也有不小的差别。

小洲村不止是城中村，也是旅游景点，以及艺术家聚集地，在这里长居的人们，明显更加地悠闲放松，“不等你开口，他们会主动跟你聊天，相熟的邻居也会聚在一个院子里煮饭”。

在茂名市区的城中村里，刘江萍也发现，居民当中以原住民为主，依赖宗族关系，这里更接近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居民的安全感也很强，农民房一层的大门大都敞开着，能看到里面三代同堂的生活场景。

不过，“植物房客”的项目灵感，倒是来自深圳市中心的城中村——下沙村一位热心肠的居民靓仔伯。

遇到靓仔伯之前，谢志鹏三人多少有点灰心丧气。跟陌生人搭话，三个学生也害羞，居民们戒备心很强，聊不上几句，对方就摆摆手走开了。没办法，三个人掏出纸和笔，对着墙角的盆栽画起了速写，他们期待借此打开植物主人的话匣子。

在下沙村一条巷子里，刘江萍、谢志鹏和陈晓曼看见了靓仔伯的小院子，“种满了植物，不锈钢门上也都挂满了，大部分是‘碧玉’，有水培的，有土培的”。

靓仔伯的母亲看见了画画的谢志鹏，她冲着屋子喊“儿子有人画你的花花草草”。紧接着，爽朗精神的靓仔伯走了出来。五六十岁的老人很是热情，“哇！你们居然画我的植物，最好全画下来，我挂在墙上办个展览”。这份率性，让三个学生“有点受宠若惊”，他们已经被拒绝太多次了。

靓仔伯是下沙本地人，在聊天时三人也发现，来来往往的邻居大都会跟靓仔伯打声招呼，他种的碧玉繁殖力很强，他隔三差五会分出几盆送给街坊和租客。分别时，靓仔伯拿出一盆碧玉，送给了三个年轻人。

靓仔伯的这份豪爽，帮助三个学生确定了毕业设计的最终方向——“以植物换人情，打破城中村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界限”。

36盆植物盆栽，放置在植物房客交换栏装置上，这个是个类似于城中村房屋出租张贴栏的装置，每个广告位对应一盆植物，以此吸引城中村居民用故事免费交换植物。（图片来源：植物房客 ）

城中村的植物，不精致也不娇贵，一般都很容易活，在邻居的花盆里剪一根枝条，回去插在泥里，不几日便扎下了根，一两月后又是一捧郁郁葱葱。还有些是做饭时留下来的白菜根，随风刮过来的一粒种子，遇到泥土生了根，长出叶子，趁着点天光一点点长大。这跟漂泊在大城市，不停地寻找落脚点，想尽办法生存下去的城中村房客何其相似。

随着“植物房客”项目的深入，三个年轻人也发现，拨开握手楼暗色的表皮，生活依旧有滚烫的滋味。

玲玲在岗厦村住了半年后，慢慢跟窗户对面的岑大姐熟悉起来。岑大姐喜欢养花草，铁锈栏杆上摆满了月季、菊花和绿萝，玲玲也有几株绿植摆在窗台上。

2020年春节，玲玲因疫情在老家待了很久，她原以为窗台上的花草早旱死了。回到出租屋时，她发现植物都长势不错，过了几天碰见岑大姐她才知道，大姐经常隔着窗栏，用喷壶给玲玲的花草浇水。这次玲玲要庆幸，两扇窗户的距离不到一米距离。

小娟居住在民乐村一栋农民房的五楼，这一层刚好有个小小的天台。原本天台上没有植物，有一家房客搬走后，二手房东把留下来的植物，搬到了天台上。而后陆续有邻居，把自己家的花草挪到天台上。小娟和丈夫也觉得，天台上阳光更好，俩人也抱着几盆花草放在天台上养。

同楼层中，一对夫妻带着儿子，住在一间闷热的小房间里，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在村口摆摊，丈夫卖烧饼，妻子卖关东煮，有时关东煮卖不完，夫妻俩就把未下锅的菜，分给小娟一些。

一来二往，大家处成了很好的朋友。邻居夫妻有闲时，也会带着小儿子来到天台上，跟小娟夫妻聊聊各自的老家。

三个学生挖掘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街坊故事——2019年冬天小丽生病了，在医院里住了20多天后，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900元的房租是压力，孩子每个月要吃的四罐奶粉也是压力，压得小丽和老公喘不过气，没办法，小丽让老公找房东借8000块应急，老公鼓了很大勇气，才开了口，没想到房东爽快地答应了。

王阿姨的婆婆摔倒了，家人不在身边，隔壁栋小伙子发现后，把婆婆送到了医院。这之后王阿姨天天给小伙子送自己种的菜，再后来，小伙子跟王阿姨的女儿领证了。

真正接触之后，刘江萍对城中村的印象，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里的居民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样，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温度在，他们之间是愿意产生交集的，只是需要一些东西去触发”。

亚娥是谢志鹏的妈妈，她带着儿子在东莞读完了小学，又带着儿子回到茂名老家读中学。志鹏考上大学后，她离开老家到广州谋生，小洲村是她这几年长居的城中村。

谢志鹏因疫情推迟返校的日子里，亚娥公司也因为疫情停工了半个月。看着儿子在小洲村里跟人聊天，讨要盆栽，亚娥不太理解，她跟朋友吐槽，“为什么大学生的作业，要天天在村里晃晃悠悠找人聊天。”

后来志鹏告诉她，这个作业对自己前途很有帮助。亚娥嘴上半信半疑，做起事来却上心，给儿子带回来的植物施肥浇水，带着儿子到村里跟街坊聊天。

在饭桌上，志鹏常常问起他们在东莞城中村里生活细节。志鹏的记忆里，全是充满童真的快乐，亚娥的回忆里多了很多谋生的艰难，以及落脚城中村的不易……

志鹏从小崇拜亚娥，亚娥只有小学文化，可她对儿子的教育很是用心，小时候志鹏喜欢《西游记》，亚娥照着绘本，画了很多西游记的插图给他。志鹏看了喜欢，也想学画画，亚娥就一笔一笔地教他画画。这次做毕业设计，亚娥无条件的支持，又给了志鹏很多的安全感。

儿子成年以后，忙着读书、考试，亚娥忙着上班，母子俩一直忙忙碌碌的。像这样坐下来聊聊天，一块种种花草，对亚娥来说是很难得的。看到儿子跟街坊们打交道越来越熟练，亚娥心里很欣慰。

志鹏和他的两个搭档，也走向不同的人生路。晓曼因几分之差考研失败，搬进了深圳的城中村里，经历了昏天暗地的简历投递、面试之后，她找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志鹏和江萍继续在深圳大学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应该也会像晓曼一样，在城中村里落脚几年。

握手楼下的小馆子更能吸引她，跟那些网红打卡店比起来，城中村的馆子嘈杂而真实，更自由也更轻松，“待在那种馆子里，更像是你在家里面一起聚餐。”

志鹏觉得，在大城市里，城中村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资本异化的生活环境。就像福田村被称为“潮汕村”，石厦村被称为“攸县的哥村”，“租住在里面的房客，用他们的独特经历和人生故事，在这块地方生长出独有的底色”。

这也像城中村里的植物一样，它们不是都市橱窗里的标准化盆栽，它们大都很野，非常粗放，也非常有个性，漂泊不定，却又生命力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