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非法而自由”：菲佣在中国

本文选译自“重新思考移民家庭佣工的全球治理：非正规菲佣在中国的非典型案例”

导读

全世界有数十万菲律宾人，主要是女性，在异国他乡雇主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在华语区，ta们被称为“菲佣”。在中国，据统计，也有将近20万名菲佣，主要服务城市中产和外籍精英人士。

尽管存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劳工群体，中国没有适用于家政工的签证，因此菲佣们只能非法在中国工作，ta们拿着假身份，或者干脆“黑”下来。ta们不受法律条文的保护，随时可能被遣返。那ta们是如何在中国生存下来的呢？

作者发现，虽然非法，但由于许多执法并不严格，菲佣们有许多的活动空间。因为非法，所以可以随时更换雇主，这算是一种保护，也让ta们更加自由。由于菲佣被正规经济体系排斥，ta们形成了自己的社群，社群内部大家互相帮助向家里汇款、租房、更换工作、买卖杂货和首饰、与雇主谈判薪酬。

本文通过详细的观察，记录了菲佣如何在法律条文与实际执法的“空隙”中，夹缝求生，互帮互助。法律条文与实际执法之间的差距，给了菲佣们与雇主谈判的可能。其他行业的工人，是否能也借鉴菲佣的经验和互帮互助，也发展出自己的社群，并与雇主较量呢？

关键词：菲佣、家务工、外籍工人、保姆、家务劳动

译者：石榴

校对：John

正文

原文：Rethink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he Heterodox Case of Informal Filipina Workers in China

作者：YIRAN ZHANG

发表：2022年

译注：本段讨论在中国的菲佣和她们在一个非正规劳工市场中的非典型经历。本段解答了下列问题：菲佣如何进入中国内地，并停留、工作，尽管存在对海外家庭佣工的禁令？更重要的是，法律和非正规状态如何影响工人在工作场所内外面对雇主、中介和其它相关方时的谈判能力？

方法论和田野概况

由于非正规移民家政工人难以接触，以及缺乏正规统计，我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招募了我的访谈对象。这是一种常用的研究此类主题的方法。我通过一位来自菲律宾的保姆朋友进入了菲佣的社交圈子，她是社群内备受尊敬的一员。2019年6月至8月间，我经常被邀请参加她们在一个沿海大都市S市的周末和休息日集体活动。我与36名菲佣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并与她们进行了多次集体讨论。【注1】我请受访者讲述她们在中国和其它司法管辖区作为移民家庭佣工的工作经历，并根据她们自己的叙述进行后续提问。除了关注个人经历的个别访谈外，我还在集体聚会中讨论了一般问题，例如持有签证的利弊、新工作机会的开放、中介费用等。这些话题经常在社区中被讨论，有时候菲佣们自己会开启讨论。我还采访了2名与菲佣合作的中国经纪人。【注2】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和安全，我对人和地点都使用了化名。

受限于样本规模和招募方式，此案例并非具有统计代表性的中国内地非正式移民家庭佣工样本。我的样本还存在幸存者偏差，因为我只采访了仍然居住在中国的人。然而，其它资料可以证实我通过访谈获得的一些信息。以菲佣在中国的月薪为例。我调查的对象中，2019年的月薪普遍在8000至8500元之间，过去几年平均每年涨薪500元。2016年《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北京非正规居留身份的菲佣月薪为7000元，与我的调查对象的报告接近。中国大陆市场外籍家庭佣工的薪酬上涨也引起了邻近地区的关注。菲律宾驻香港的高级外交官和台湾的劳工学者都警告说，中国市场的薪酬——超过菲律宾当地的两倍——可能会影响到两地的招聘。因此，此定性研究仍然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非正式行业的有意义的信息。

本研究的36名访谈对象都是菲律宾女性劳工。除了1名穆斯林，其余的人都参加天主教堂。她们的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中位数为41岁）。她们在中国的停留时间从刚到达到13年不等（中位数为5.5年）。20人在其它亚洲地区有工作经验，6人在中东国家工作过，13人在东亚（包括香港和澳门）工作过。这项研究的样本大小和样本的基本人口统计特征与其它地区关于菲佣的研究类似。正如其它关于菲律宾女性劳工的研究所记录，她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很大：一些人为了养活孩子而苦苦挣扎，而另一些人则在菲律宾拥有多处房产和商店。【注3】

然而，她们的移民身份和住房条件与亚洲其它的菲佣有显著不同。受访时，只有4人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签证。36名受访者中约有2/3在工作日夜间住在雇主家中，1/3住在自己的住所。在23名住家菲佣中，有15人有与雇主无关的独立租赁住所，常常用来在周末停留或存放私人物品。26名受访者的工作涉及照顾孩子，而其她10人提供不同的家务服务。有3人报告在中国遭受身体虐待，其中1人遭受性虐待。【注4】

虽然未出现在正式统计数据中，中国的非正式家务劳动市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至少有20万名无证菲律宾女性劳工，这是由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新兴的中上阶层推动的。这种非正式劳工流动有两个方向：中国内部的巨大经济不平等仍然驱使许多中国工人前往菲律宾从事工人阶级劳动，而更富裕的中产阶级则雇用来自中国和国外的家庭佣工。因此，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比一些其它情况更加流动。尽管本地有大量的家务工人——主要是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但对全球化的文化资本和英语教育的渴求推动了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菲律宾工人的英语技能使他们赢得了两个不同的客户群体：需要讲英语的外籍白人家庭和渴望为孩子提供日常照料以及额外英语教育的中国中上层家庭。这个非正式劳动市场集中在几个沿海大都市， S市是有大量外国人口的最大城市之一，估计容纳了约10万名菲佣。

在这个非正规市场中，菲佣不仅替代了当地妇女的劳动，还带来了一些独特的技能。因此，菲佣的平均工资比当地中国保姆高出10-15％。在其它标准下，她们的收入也很高。2019年，S市住家菲佣的市场薪水为8000至10000元（1135-1415美元），是S市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或352美元）的三倍以上，也高于该市的平均工资（6500元或923美元）。这远高于2017年其它亚洲地区住家菲佣的平均工资：香港为640美元（4522元人民币），台湾为560美元（3958元人民币），阿联酋为500美元（3534元人民币），新加坡为370美元（2615元人民币）。唯一一个工资相似的亚洲市场是以色列，约为1374美元（9710元人民币）。

在菲律宾劳工和雇主之间存在两种类型的中介：“跨国招聘人”和 “当地猎头”。“跨国招聘人”通常在菲律宾和中国设有两个分支机构，以将菲律宾劳工与中国雇主联系起来，并促成劳工的移民。这种机制遵循了招募菲佣到其它亚洲地区的典型的“现在飞，后付款”的做法。经过在线面试，有时还要缴纳押金之后，招聘人在菲佣在菲律宾时，安排她与签署一份为特定雇主工作两年的合同。通常，比起已在中国的菲佣，合同规定的薪水低25％，每周休息时间更短，但工资仍高于其它地区。招聘人也收取高额费用：从前6个月的薪水中扣除50-75％，通常为2500-2800美元（3535-3960元）。雇主直接将扣除的工资转给招聘人。作为交换，招聘人负责签证申请（旅游和商务访问类别）、交通和初始培训以及体检。在这个过程中，招聘人通常掌控着劳工的旅行文件。招聘人的员工在旅行过程中护送劳工，并将她们到达之前，将她们的旅行文件保存在招聘人的中国办事处中。类似的业务模式也用来招聘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家庭佣工，如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但规模较小。

相比之下，“当地猎头”连接了雇主和已在中国的潜在菲律宾劳工。猎头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空缺的职位，并连接感兴趣的老公和雇主。在就业关系形成后，通常经过协商的试用期后，猎头向雇主收取相当于劳工1个月工资的佣金（8000至10000人民币，或1135-1415美元），而工人则支付20-30％（约2000人民币或285美元）的费用。两者都直接将费用支付给猎头。一些菲律宾工人也兼职担任猎头。

非法身份适情而定：实际执行中的移民法律

正规和非正规并非两种明确相反的工作形式。菲佣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往往偏离了接收国和发送国双方的正式法律。此外，法律文字给每种偏离赋予了不同的法律后果，从在法院中取消权利，到禁止，再到行政和刑事处罚。然而，每个国家执行法律的动机、能力和方法的多样性塑造了非正式工作的实际后果。我在表1中总结了各种偏离和其法律后果，其中法律文字确定了法律书面上的后果，而法律实际执行的后果来自受访者自己的经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宽松的执法，特别是禁止性的法律要素，可能对从事非正式行为的各方都有利。

表1 非正规的不同维度

法律

偏离法律规定

书面到达后果

实际执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