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闪崩之后：极越维权经验的总结

2025年1月13日，极越的一封内部信透露，称确认全体员工的离职赔偿协议签订已经完成，并承诺1月20日之前结清员工的薪资与离职补偿金（来源）。之后在社媒上，许多前极越员工也纷纷发文表示赔偿金已到账。至此，距离极越员工维权事件已过去了一个多月。

2024年12月19日，一纸非官方的赔偿方案流出，其称将按“N+1”的标准为员工提供经济补偿，标志着持续超过一周的极越员工维权暂时告一段落。极越的员工们感慨，连续八天不知道日夜的坚守终于有了结果。也有员工庆祝，认为这是一次打工人来之不易的胜利，并表示感谢所有代表和同事的付出，感谢人民政府的调解和监督。同时也有员工对赔偿方案尚未得到企业正式公开发布而担忧。毕竟赔偿款落实到账需要一定时间，但员工通知群、代表群等可组织维权的群聊都被宣布将在次日解散。事实上，这次的赔偿方案，以及赔偿方案的执行情况，一直没有得到企业或者政府方面的公开或者承认，均是以非正式文件或者内部信的方式间接公开。无论这是可能出于平息事态还是防止公开后形成示范效应的原因，这种内部化的处理为员工后续确保得到赔偿都多少设置了一定障碍。

极越在12月11日上午突然宣布原地解散，引起了行业和社会上的轩然大波。员工们从最开始仓促赶往上海总部取回个人物品、搬运办公室的公司资产、直播自嘲，到围堵CEO夏一平、选出员工代表、整理总结员工诉求、多轮长时谈判，最后到争得政府下场、谈判暂时陷入停滞、赔偿方案得以通过——整个维权过程在员工们自发的组织中，演变出了各种纪律和混乱，也经历了各种起伏波折。实际上在12月18日，有员工发声表示谈判已经失败，赔偿方案无法得到落实；但第二天的传闻便宣布赔偿方案通过，维权成功。

但是当我们深入考察此次极越闪崩员工维权过程的细节时，我们看到的是：

- 其维权发声方式的多样性：从传统的线下逼供对峙、代表谈判，到线上的直播、公众号发文、信访投诉、维权群聊、短视频、共享文档的文章等。

- 其得到各方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之高：各方媒体和自媒体、行业&消费者（车主）社群、微信情报群聊、行业&企业分析播客等。

- 维权过程遭遇的困难之多：企业和股东的拖延和推卸、公关水军、站不同立场的网友、媒体造谣和传谣、政府的维稳、内部员工的分化等。

在本次维权中，政府下场主导调解、并施压股东使其出资解决员工的合法诉求是维权得以善终的原因——尽管从劳工运动的经验总结来看，政府的包办代替实际上是以员工逐渐被动退出、失去主体性为前提的。

但也正是由于政府某种程度上的站台带来前期客观上维权空间的放松，如各平台上的舆论没有受到大面积的管控，极越员工们得以利用各种合法合理的手段发声、抗争和坚守，我们则得以窥视在之前类似行动中难以考察的维权细节。因此无论是从本身的规模与形式、新能源车的产业背景、以及其基本胜利的结果来看，还是从其能给未来劳动者提供如何维权的经验来看——尤其是如何超越传统劳资双方线下对峙，走向一种多途径、多方参与的劳工抗争模式，本次极越维权都意义重大。

维权的正当性：公司的隐瞒、产业弊病与高管阴谋

一、被公司体系和决策排除在外

一次劳资矛盾引致的维权行动，不是简单的冲突双方的对峙，而是一整个复杂的社会活动。

在法律上，一个公司的解散或者破产应当经过特定的程序。《公司法》（来源）和《企业破产法》（来源）对企业破除或者公司解散的流程做出了详细规定。《劳动合同法》（来源）中对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至少提前30天书面通知，并对支付赔偿做了规定。尽管法律条文在劳资双方势力不平衡的现实中不会直接“公平地”兑现，其至少指明：像极越这样的公司解散，本应该是一个多方决议和多方协商的过程。公司内部的要经过特定的决策程序，社会上法院等机关要介入监督和协助财产清算，而员工和其他债权人等享有知情权和合法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而极越解散是极其突然的，至少对于员工而言是如此。除开个别小道消息的传闻引起的议论，无论是总部还是分部、各门店的员工们，都仍像往常一样工作着。12月11日上午，研发部的员工还在调试加班写了几个月的软件，测试部的员工正在准备测试前一天到的几辆新测试车。非总部的员工则更甚。在销售门店的员工，正在线上直播介绍着车型对应的性能——而他们有些人是被观众弹幕提醒后，才得知了极越发生的巨变。即使是当天下午4点，夏一平召开临时会议正式宣布进入“创业2.0”时期，即实则是原地解散后，大部分员工仍处于困惑中，以为真的只是公司遭遇了经营困难。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极越的股东对其运营状况和解散结局的事先知情。说极越“突然解散”或者“闪崩”只是一种片面的解释。因为对于资方而言，公司的解散不仅是一个长期的经济过程的结果，也是一个公司组织层面上的复杂流程。无论是内部的报告、高管的汇报、董事长会议和股东会议，这些过程都有大量专业人员针对公司财务、运营、人事、业务等进行跟踪分析，并定期向上提交。对于极越，背后的两大股东百度和吉利而言，不存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危机”使得公司内部惊慌失措而不得不解散。相反，现代公司体系的设计即是为了科学地预见这类情况，使得其哪怕无法克服危机，也至少可以预测各类潜在的风险。

在2024年8月中旬，极越召开了一次90分钟的董事会，讨论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新款车型研发以及未来的盈利预期和资金需求。吉利控股集团CFO张权、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负责人王云鹏、百度法务部副总裁梁志祥均有参加。极越管理层在会议上表示，公司还需要两年时间和至少100亿元资金投入才能实现盈利。百度高管对此未作明确表态。极越同时汇报了新款车型ROBO X的研发情况，询问百度是否继续投入。百度时任CFO罗戎以“烧钱”为由叫停了这一项目。这次会议后来被许多媒体和业内人士认为是极越在公司管理层面的转折点（来源）（来源）。公司管理层和股东那时就不仅是知道了极越正在面临着的外部性危机（主要是无法短期盈利，需要继续追加投资），而是已经在就各自的利益思考处理方式了。

二、资本角逐和产业竞赛的牺牲品

公司内部，两大股东间的争斗和股东与管理层的分歧也催化了极越的危机。百度和吉利作为极越的两大股东，也同时是最大的供应商。吉利负责汽车业务，如整车研发、制造、协同采购等；百度则主要提供智驾系统，即软件方面。相对而言，吉利的角色决定了其和极越之间关联交易的场景更频繁，盈利机会也就更多（来源）。但是从股权结构上看，百度起初拥有“超级投票权”，之后也在董事会上拥有更多的席位。尽管后来公司经过了改名（极越汽车前身为集度汽车）、持股比例调整，以及为了造车资质而套壳注册了新的子公司，但百度对极越的实际控制权一直都大于吉利。

实际上，吉利由于负责生产，已垫付了大量资金，其对供应商也有大量赊账；百度则不断以保证追加投资为由，希望吉利更多给予账期上的支持。极越对于吉利的欠款于是远多于百度。在实际盈利、控制权比重、债务上，百度和吉利双方都无法共生，反倒是暗自博弈着。管理层方面，作为极越CEO的夏一平独断专行的问题也很严重，造成公司经营没有达到股东预期。员工们也对其各种自大、迷惑的行为表示不满，称其为“勤奋的昏君”。这次“突然解散”的处理，也被员工认为夏一平是没有经过股东同意的，称他不过是想以此来逼股东下场收拾残局。

自然，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过快导致的危机是根本性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量的企业在政府政策和市场风口的鼓动下纷纷大肆投注新能源。造车需要上百亿资金投入，而较长的制造和销售过程也决定了在未形成交付市场前，需要企业不断融资和周转资金保持运行。与之相对的，是竞争加快、利润空间紧缩的市场。逐渐饱和的市场把消费者的选择往头部品牌集中，且即使是这些品牌目前也在进行合作和整合（来源）（来源）。于是如极越这样后起的品牌，哪怕目前的销量处于上升期，要实现希望渺茫的盈利和赶超，则要求更多、更持续的融资。对于股东而言，尤其是决策权最大的百度，它不愿再承受资本上的负担和没有足够回报保障的风险，最终选择了提前撤资自保。

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产业竞赛，使得百度这样的资方投入大量资本在新能源上放肆赌博。当其选择抽身跑路时，被当成筹码输掉的却是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和所有劳动者。毫无疑问，公司管理层和股东之间提前知道了极越解散的可能性，并很大程度上亲手炮制了极越的闪崩。一个公司的存亡，关系到成千上万员工以及供应链下更多劳动者的生活，最后只成为了大股东与管理层精英们自保的决策。公司从“患病”到“暴毙”的过程，支撑着公司运行的员工不仅毫无参与处置的权利，更没有知情权。在发生这场突兀到不敢相信，同时也是不符法律程序的原地解散之后，员工甚至还要被告知“进入创业2.0”这样的谎言。

三、维权是劳动者的必然选择

产业竞赛的畸形，现代公司体系排斥劳动者的弊病，还有心怀鬼胎的股东与高管；可以看到员工寻求“非正式”途径维权，从来都不是一种劳动者们纯粹主观的一种选择——这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所以，维权的合理性不来自于法律（但此次极越员工维权过程是完全合法的），正如法律的合理性也不来自于法律本身。面对类似的危机，资方可以轻易罔顾法律。如同样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合汽车于去年2月21日宣布停工后，给出的和解协议称：对主动离职的员工提供未发工资50%的和解金，且不包含社保费用；对在2月29日后收到离职通知书的被动离职员工，则需放弃赔偿金和代通知金，转而获得未发工资的补发作为和解。实际上在执行的过程中，高合曾两次违背约定表示将延期发放和解金（来源）。

资方推出的和解协议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要求，其实际上却还要再违背已有内容。因此法律纸面上的规定对于员工而言显得那样苍白，正如它在资方那里显得那样多余一般。当极越解散后，社媒上有人参考高合崩盘的经验，认为极越的员工应该尽快签署离职协议，寻找新的工作，后续通过劳动仲裁、诉讼和破产清算等法定方式维权。但现实中，仲裁或者诉讼的过程漫长而复杂是众所周知的；而申请破产后，普通债权的整体清算比例也往往不超过1%。于是，五千多名极越员工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员工自发维权：团结、发声与坚守

一、最初的线下对峙与谈判

线下的直接行动，是劳动者维权以争取权利的第一保障。这种现实的、在场的、有些时候不得不是暴力（语言或肢体）的行动，是对现有秩序的直接否定。而这样的行动的爆发正如过往所有劳动者组织其行动一样，有着其偶然性和必然性。

12月11日宣布“创业2.0”的临时会只进行了5分钟左右，且并没有对所有员工开放权限。大部分员工了解的信息的程度和时间都参差不齐。出差的、休假的、门店的员工知情和反应均相对滞后，且由于分散而缺失支持，大家第一时间的情绪都是复杂且不稳定的。但是11日晚上，一则几乎针对全体员工的通知才真正引起了大家集体的怒火。通知称极越没有缴纳11月的社保，员工要么无偿工作，要么自行离职且无法保证赔偿。员工表示，在11月底发放工资时，得到的已经是扣除了社保公积金和税费的金额，现在看来这部分的钱已经不翼而飞。

被告知上一月社保突然断缴令员工们实在难以接受。尤其对于上海总部的员工，社保断缴会影响其在当地落户、摇号、子女上学等。而如果断缴医保，则意味着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女工们无法得到生育津贴的保障。极越的工资是于每月月底发放，社保公积金在次月15号前缴纳。如北京的员工，12月13日是缴纳社保公积金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距离最后期限仅剩2天。因此如果想要求公司补缴社保，时间已经十分紧张了。但在11号晚上到12号早上这段时间，员工们仍比较茫然，面对大多数人的迫切的诉求，却没有现成的诉诸渠道可以利用。

12月12日上午，员工们本没有预料到作为CEO的夏一平会出现；之前有传闻他已经跑路国外。但当他确实来到上海总部时，员工的情绪被点燃了。越来越多的人毫不犹豫地把他包围了起来并向其讯问。员工中有人报警，要求夏一平交出护照，以限制他的行动；有人高喊着“维护合法权益”，并要求与其对话谈判。大家举起手机记录或者直播现场围堵和对峙的状况，这些视频在不同平台得到传播，很快使极越闪崩成为了高热度的公众事件。随后夏一平表示自己也是来“解决问题”的，谈判开始分阶段进行。通过原有的工作组织、群聊和共享文档，最早的40名员工代表分部门被推出，初版的员工诉求也被汇总。

尽管线下的冲突出乎意料，但上海总部的员工反应迅速。在集体拦截夏一平前，员工内部没有预先的组织或者计划。部分员工正在考虑投递新的简历，有员工仍在继续昨天的工作，也有员工认为公司也许仍有重组、恢复的可能性。还有的员工只能采取扣押或者带走部分公司的资产（如办公室用品或者测试仪器等）来抵付自己被欠发的工资。

但员工们自发的围堵和对峙迅速把矛盾推向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且通过直接的集体行动，一种潜在的共同体意识被建立起来了，之前个体间分化的诉求暂时被搁置。这为之后建立群聊、推选员工代表和统一整理诉求提供了基础。同时，一旦参与加入其中，行动本身展示出自发的组织秩序。作为一个行动集体的员工既不是表达个人单独的愿望，也不是非理性地在宣泄情绪，而是以喊话、讯问，紧接着是建立谈判的方式合法表达诉求。员工和夏一平、警察之间亦没有直接爆发任何暴力冲突。

正如前文所述，在确定谈判渠道后，员工们首先最先要求得到保障的便是社保和离职赔偿（这里谈判的诉求已是汇总了各地的全体极越员工的诉求）。在经过与夏一平对峙和员工之间的初步信息交流后，大家总体已接受了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的现实，并把诉求重点放在“善后”上。从网上流出的员工诉求清单来看，诉求被分为从P0-P3的不同重要等级排序，其中12月15日前完成11月的社保的缴纳、12月底前向相关员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发放N+1的赔偿是最首要的两项。

女性员工，即使是处于孕期的员工也为自己的利益据理力争。因为在造车类企业男性员工为多数的情况下，她们容易被忽视。有不同的孕期员工在社媒上表示，由于突如其来的失业、社保断缴以及失去休假和生育津贴的打击，加上变故发生后一直在参与各种会议和讨论以维权，出现了早产、出血、抑郁等情况。在诉求清单上，可以看到额外标注了“特殊case”以保障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员工的权益。尽管在维权最后除了社保和离职补偿外，许多超出最低法律限度外的诉求或者特殊赔偿似乎没有得到资方正式的响应。

可以看到不仅是三期员工的权益，在确定最普遍和最急迫的诉求之后，员工们关注了其他特殊的诉求，如愿意继续留职的员工以及车主的权益，并且对每一项诉求都有明确的说明和重要等级区分。这是员工作为集体信息共享和统一行动的结果，也是他们作为一个团结的集体的表现。同时也证明着这个由劳动者自发组成的集体，不是一个无序的自利而封闭的团体。这个临时的集体迅速地总结了当前自己面临的首要困境，从形势的各方面做出了整体性的考察，并以正确、清晰的方式陈述自己正当的要求。

二、在场外支援发声、交换信息、寻求帮助、接受采访...

此次整个谈判可大致分为三个不同阶段。首先是对峙结束后的第一轮谈判，由40名员工代表和夏一平进行谈判，这时的谈判基本是对峙的延续。员工代表们向夏一平质问，并澄清着基本的诉求；夏一平则用非实质性的话术回应，反复表示自己目前没有权限解决诉求，正在和股东方取得联系。最开始的谈判过程被直播、录像、上传网路，同时谈判进度在员工群内实时交流更新。第二轮谈判是由7名员工代表、股东代表和夏一平三方进行的，此时正在商讨部分员工诉求的落实，并且在12月13日夜间解决了补缴社保的问题。

但此时的谈判细节已经不被公开，录像和直播被叫停，会议室的玻璃门贴上了遮挡的白纸，谈判本身进度也开始停滞。第三阶段的具体事实则更不清晰，因为谈判越来越封闭和保密。有政府人员介入并主导了谈判，赔偿方案由股东方面的人员商讨制定，夏一平和员工代表逐渐退出决策过程。在总部坚守的员工也并不清楚目前推进到什么地方（或者也可能是被要求不能公开信息至公共平台）。

因此尽管员工们的积极行动和团结使得前期进入谈判比较顺利，但由于没有相关的集体谈判经验，以及专业化的集体谈判组织，员工在谈判中逐渐失去了主体性，并最终从主动谈判退入了一种被动性的坚守。

但同样要注意的是，与一般理想的劳资谈判不同，极越员工此时既没有来自外部的组织性的政治支持；在企业解散的情况下，也失去了通过自己罢工来获取的经济支持的途径。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是员工们主观的退让，而更多是现实力量对比的结果。而且我们必须认为，谈判不是独立的一个双方或多方口头对谈的过程，它包括了场外支援和更广泛的社会行动，或者说谈判本身只是这种社会斗争结果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意味着即使在谈判上受挫，也不应放弃其他的抗争和坚守形式。

至少极越员工们坚守了下去，并利用了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场外的抗争。在对峙结束、谈判开始后，员工相互不停地在交流自己掌握的信息，把最开始由公司隐瞒造成的信息垄断打破，并形成了共识，即资方和夏一平是处于员工对立面的，现在必须同他们抗争下去。在后来漫长且没有即时进度更新的等待中，大部分员工一直留守在总部，许多人直接在办公区域的桌椅上休息、或者打地铺留宿。在社媒上，有不少视频记录着员工在总部坚守的日常。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在交谈，而除了员工内部，他们和同样来现场维权的供应商和车主了解情况；也向警察和其他政府的工作人员询问谈判的进展。

场外除了日常的坚守外，员工们组织了更细的分工以支援员工代表和谈判的进行。最开始谈判时，有人负责盯住夏一平防止他逃跑；有人负责为大家点外卖，保障员工代表谈判的后勤；在网络上出现关于极越员工返岗复工的谣言后，员工们迅速发声辟谣；对于现场的孕妇员工也有伙伴专门照顾。员工们也积极寻求除了谈判以外的渠道维权：通过组建更细分的小会，重新讨论各自具体的需求；和专业律师以及业内人士咨询，判断赔偿方案的合理性；与所属工会沟通或者在各大政务平台上尝试信访；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向外界讲述真实的一线的维权情况......

因此，哪怕没有维权经验，员工们的坚守全程也决不是机械的静态的等候，而是一个不断丰富自身组织性和维权手段，从而巩固维权力量本身的过程。

三、在线上利用视频、图文等发声

在以往的维权经验如蓝领工人的自发罢工中，线上发声主要是通过录制维权的现场视频并上传社媒，向外界传播“有该事件正在发生”的信息。但随着线下行动因维稳力量介入而碰壁，线上的视频不是遭到清除下架，就是单纯变成一则报道，难以在维权当时为劳动者提供一种现实的力量和支持。然而此次极越维权中，得益于线上舆论空间的意外放开，且员工本身对如直播、视频制作、共享文档等各类信息工具更为熟悉（许多直播的员工本身即是平时进行直播营销的门店销售人员），线上的持续发声得以吸引了更多公众的关注，并拉动媒体、行业分析人士、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和其他车企员工进场。如此产生的互动，使维权不再是在上海总部办公区所发生的群体事件，而是一次涉及产业和劳资问题的社会矛盾的爆发。

从极越解散的一开始就有员工在坚持不定期的直播。除了向公众澄清一些误解和站在员工的立场复盘极越解散的原因，门店的销售人员最初也在直播间调侃自己糟糕的处境（因为门店员工了解的信息相对最滞后和不全）。到后来谈判的途中后，大家则会做表演讽刺夏一平，或者以“打工人”的身份利用网络语言的流行性抒发情绪（如造梗、玩梗的方式），制造集体记忆。

尽管这些被外界认为“并不严肃”“娱乐化”，但事实上这些带有大量劳动者自我意识表达的视频，很快帮助员工们消解了过去公司体系下那些话语和承诺的正当性，并且形成一种自觉的关于劳动者的集体意识。这对于白领劳动者而言尤其重要。从传播上来说，这些讽刺性的直播片段也的确更易于增加事件热度。

员工们同时在个人社媒账号上发布较严肃的短视频或者长视频，这些视频大都以亲自出镜的形式，信息要点突出、针对性强。员工手持身份证，进行实名性的维权呼吁，号召各地极越员工在权益没有得到实现前要坚持合法维权，并向公众介绍个人目前被欠的绩效、工资、赔偿总数额，同时也强调了员工伙伴们整体权益受损的情况。掌握更多信息或者进行过资料整理的员工，也制作了系列视频或者长视频，从内部分析极越危机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一部分在抖音发布视频的员工采用了统一昵称形式（均为极越维权|XXX），且都为门店员工，这意味着他们或许是有组织性地在更新内容。而除了视频，社媒上也有大量的图文内容。从按时间线顺序记录的维权日志，到对每次维权新动向的感想，劳动者对资方回应的反驳、不接受和斥责，都即时得到了呈现。

除此外，此次维权中一位员工在飞书上以在线文档的形式分享了其撰写的万字长文。其中详细阐述了极越闪崩的内部原因，并特别指出夏一平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昏庸和独断，其在人事、管理、现金流、营销上的各种离奇操作一步步把极越引向危机的爆发。这篇长文不但火速被各大新闻媒体转发和总结，由于其是开放式的在线文档，大量群众被吸引来阅读并在文本间以及评论区留言；作者也在实时回复这些评论。该文档很快在激烈的讨论中成为一个沟通平台，好几个上百人的微信群被组建起来，群众在里面自发地对极越闪崩的信息进行再整理和再共享。同时一些行业内自媒体留言希望就本次事件对作者深度采访，结合他们手上的资料以更广泛的视角做出总结。长文发布后亦引发了新的关注和矛盾。极越的公关负责人徐继业因不满文章对夏一平的负面评价，在朋友圈贬低员工为“苍蝇”“仆从”、称夏一平为“战士”“英雄”。该举动马上遭到员工们在社媒上的声讨和反击。在维权结束后，12月20日，极越以内部信的方式通报已将徐继业开除。

回顾与教训

一、来自资方、社会和政府的阻拦

前一部分所述的维权细节向我们表明，极越员工们根据所处的环境和考察事态的发展，利用了可能的所有维权途径，并推动了抗争的进一步演变；但同样的，员工的行动也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来自各方对立势力动用了各种手段的阻挠。

在最早的第一轮谈判时，股东一直拒接夏一平的电话，也没有主动参与谈判处理问题的倾向。最后夏一平只能在员工和供应商们的跟随下，离开总部会议室去当面会面股东。而随着解决完补缴11月社保的问题后（员工反映，补缴社保的资金也并非百度和吉利额外出资，而是调用极越武汉分部账上留存的现金），极越曾发邮件以断缴12月社保为由逼迫员工自行减员。

即在仅仅回应第一个诉求后，资方便试图单方面结束谈判。员工们立即作出了激烈的集体回应，拒绝并谴责了这种无耻的做法，邮件最后被撤回。但哪怕又回到谈判桌上，资方不断利用“有待审批”“程序审查”“专人小组正在拟出方案”等形式主义的理由，拖延谈判进程，并多次违背承诺的答复时间。加上谈判的过程不被公开，被延长和保密的谈判使场外坚守的员工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现场以及社媒上表达着不满和疲倦，有情绪激动的员工一度撕下会议室玻璃门上用于遮挡的白纸。

然而资方是否真的需要这些程序、这些时间来答复员工的诉求呢？至少其与员工在网络上打舆论战时，采取行动和响应是极其迅速的，调动资金投入公关也似乎没有遭遇困难。无论是发布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还是利用其搜索引擎和内容平台的优势压低事件热度，雇水军刷评论等等，资方都显得“游刃有余”。

与此同时在谈判期间，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带节奏”评论。他们以一致的话术搬出《公司法》来指责员工的维权没有法律依据，称公司解散股东只需按股份承担有限责任。并造谣称极越员工工资待遇极高，试图分化群众对白领劳动者维权的支持。谣言还包括捏造一些事件细节来混淆视听，阻止员工的团结。如称极越员工们已复工、夸大三期员工的数量、帮资方算账赔偿共需要多少资金以责备员工的诉求过高等。这些人并不一定是资方的舆论雇佣兵，其作为不同立场的社会群众，他们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把这个社会忽视劳资斗争、劳工声音薄弱的现实压力加载到极越员工之上。

至于政府的下场，从维权结果上看，政府的包办代替是得到了员工们的感谢的。且这次如此迅速地督促股东解决员工的基本诉求，的确是维权得以成功的一大因素。但站在劳工抗争的角度，这样的经验即不具备可复制性，且使这次维权本身退步为了一种被动性的等候。

政府第一时间便有大量的警力进驻现场进行谈判现场的维稳，并在之后介入并主导了谈判过程，将员工从谈判桌上挤下。谈判的保密、谈判的进程和诉求、矛盾的调和，都是在政府维稳力量的保证下，按照政府和股东的协商意见进行的。当员工试图了解谈判进程或者组织其他维权方式时，曾被当地派出所用私人号码打电话警告。包括后来维权的车主代表也称，当谈判没有进展其试图组织线下的集体维权（可能涉及到集会）时，也被派出所进行了教育，并要求发表声明表示不会采取过激行为。

把主导权交给政府，也许是极越员工不得以但又是一种较合适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在结果出来前伴随了不确定性。许多员工都表示，当员工代表退出、部分员工被要求从总部撤离、员工交流群被解散时，对维权将会成功还是失败感到极其的不安。

二、自发性的不足、分化和去中心化

面对资方、社会的阻挠势力和政府干预的影响，仅仅依靠自发性组织起来的极越员工们也遭遇着自己的局限性。与前文提到的场外支援相伴的，也是多数员工处于维权过程中的无所适从。办公区里的员工们以打牌、遛狗、喝酒、唱歌等方式消遣时间。尽管大家都仍关注着谈判的动向，但随着资方把时间拖长，已被排除在谈判决策之外的员工的那种无奈与迷茫感也随之加深。

随着线下的维权行动解散，一方面线上的社媒发声难以支撑起一种现实的力量。之前提到的直播、视频、图文等形式，也并不全部直接用于支援维权，一些员工只是利用当前的话题热度来运营个人账号。即使是讽刺性或者记录类的内容，由于是几乎靠员工个人来制作发布的，这种零散的表达容易成为一种新的景观，消解了劳工集体行动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这为经验在作为整体的劳动者之间传授增加了阻碍。

另一方面，自发的组织性开始消散后，之前被统一的员工之间的分化也开始重新出现。不同岗位员工的情况有所不同，某些非技术的岗位可能本身平时工资待遇较低，也更容易被额外拖欠工资，且短期内也很难找到新的工作，所以在争取赔偿方面的诉求相对更加迫切。所以他们即使不在总部无法在场维权，也极其积极地在社媒上发声和动员。而一些技术岗的员工市场的人才需求更高，更容易找到替代性的岗位，甚至有车企已经因为此次事件的热度在现场或者线上进行了招聘，因此可能拿到离职证明会是他们首要关注的。其他特殊员工，如三期员工和实习员工等的诉求，则更是需要在基本诉求上做更进一步的争取。

员工本身存在的分化并不代表大家是不团结的。但是分化会导致诉求的不同、进而产生不同的维权态度，使得要实现总体的维权成功更加困难，需要更加严密的组织方式来连接。可是失去谈判的主动权，失去组织上的集中化，大家或多或少变成了因为不同理由等候着的个体，难以再被统一组织和调动起来。

没有集中的组织，极越的员工不仅在谈判后期只能被动式地等待未知的结果，自发的集体行动也逐渐变成了只是个别积极员工的个人抗争。考虑到此次维权中，极越车主和供应商也分别进行了各自的行动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车友的自发维权，其方式、内容的丰富和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员工），这三方也本可能实现联合，或者至少在具体行动上有所合作。但一方面受现场维稳的影响，车主和供应商在后来的谈判中大多不被允许留在总部；另一方面也没有统一的诉求和足够集中的组织方式来使三方势力共同采取行动。总体来看，从员工和车友、供应商，再到外部助力的媒体、行业组织，都是独自以去中心化的形式参与进来的。

三、总结缺失与经验断裂

最后需要重视的、也是在此次维权中被忽视的，是善后机制的缺失，以及经验的总结和传递。在12月19日赔偿方案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流出后，员工们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维权，并慢慢签署离职协议，等待赔偿金的发放。对于因政府介入已经失去谈判权，而在等待中逐渐失望了的员工们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可接受的结果。但即便如此，从劳工抗争的层面来说，维权还远没有结束。该赔偿方案确定的过程和如何实施是未知的，赔偿金的按时按额发放需要得到监督，没有得到实现的其他诉求也需要商讨，员工的维权经历是否会被当做“污点”......

过早地宣布胜利，尤其是在劳动者本身不具备重组反击的力量情况下，可能意味着形势急转直下的风险。同时，随着员工们各奔东西，重新被其他企业吸纳，在集体维权中极不容易形成的劳动者的认同（阶级意识）又被新的资本秩序冲散。维权的经验被胜利的喜悦忘却。事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劳资矛盾，以及一种超越经济诉求外的政治斗争没有被追问。

极越维权提供的可能性：怎么办

无论如何，批判的对象不应是极越维权本身，而是产生这样维权形式的那种社会关系与力量对比。极越员工的奋力抗争启示着劳动者们，即使是现有的框架下，也绝对有丰富的工具和手段可供我们使用；即使是争取基本的经济诉求，对于作为整体的劳动者而言也一定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从危机的开端开始，劳动者必须意识到现有经济体系和现代公司体系本质上是将他们排斥在外的，但同时又不得不依靠劳动者才能维持运行。因此在危机之前，有着不同分工、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依然可以团结地共享信息，甚至以一些自组织的方式在公司内部发展初步的民主和信息透明——正如在维权时选举代表和汇总诉求时所做的那样。

当行动发生时，集体意识也不应成为一种冲突来临时，团结个体的实用性工具。而是劳动者在日常劳动生产和冲突的具体情境中，形成这种集体认同并在与资方的抗争中再生产它。正如极越维权中的一个细节是，从始至终大部分员工都并没有对作为自己劳动成果的“极越”失望，相反他们为极越汽车的设计和技术等感到骄傲，在闪崩后也试图无酬工作维护汽车系统的基本运行，还积极和车主対接售后。正是这种认同感，使员工们对于遭到作为资方私有企业的“极越”的背叛时，更加愤怒和团结。

劳动者应当看到除了传统的线下对峙、罢工外，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和其他社会组织力量的多样化抗争方式同样重要，尤其考虑到线下的维稳打击力度更加残酷。这种分工更加明确、更加专业化的斗争，要求劳动者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技能。如销售岗的员工可运用传播和营销上的知识，文书部门的员工运用撰写文章和评论的知识，数据岗的员工运用数据分析与汇总的知识.....这同时揭示着，维权和抗争并不是一个超越劳动者日常生活与劳动的事物，它本身来自于已有的物质现实和社会矛盾。也许除了一种立场坚定的意志外，它并不要求别的什么崭新的东西。

极越维权中呈现出来的去中心化的模式，是当下劳工力量松散，但冲突频发，以及当代技术工具所造成的一种特点。去中心化尽可能地支持着自发的抗争，把多方势力吸引到抗争中，却同时没有能力组织和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力量。哪怕去中心化的组织可能是职业化的，但这些法律团队、媒体团队、行业分析团队等各有所求，没有统一的利益让他们站在劳动者一边。甚至在斗争中，他们会利用劳动者和行动本身。如此次维权中有媒体试图得到极越员工的叙述来做自己的商业推广，也有各种社群、广告商给员工社媒留言。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有各行业的劳动者以集中的纲领组成职业化的组织，而同时其在当下的具体行动又是多中心网络式的。不管怎么样，劳动者们未来在行动中都需要注意分散、业余的组织形式，在面临高度专业和体系化的资本压迫时的局限性。

最后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如何从具体斗争，走向普遍性的政治斗争。

可以看到随着极越闪崩事件过去不到两个月，相关的关注和内容已经极少，更少有以此为切口对劳动者未来的讨论（哪怕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内）。单纯针对经济诉求的行动，最终陷入了“赔偿落地但体系未变”的困境，成为资本运转过程中的短暂插曲。经验的断裂和劳动运动再生产的失败，必须由更加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斗争来终结。在新能源产业淘汰速度加快和国内整体经济不断紧缩的背景下，极越员工们的遭遇将是普遍的。我们惟有超越“维权”的范畴，向“建权”迈进，才不会让极越员工以及先前所有斗争的经验白费。

结语

极越员工维权的经验为我们揭示了在当下的技术条件和国内运动环境下，一种新的劳工斗争的可能性，亦是一个开端。同时它作为一次由白领员工组织的行动，也有力地击碎了那种小市民岁月静好的幻想，并反驳了某些以失败主义的姿态忽视劳动者一线行动的运动组织者们。

即使是空间有限，手段有限，没有经验借鉴和外部组织的帮助，劳动者也完全有能力自发地发起一次不断更新自身的维权行动——尽管这样的维权经验仍需要在更整体的斗争视角上得到总结、继承和超越。最后本文想以一位极越员工自己的陈述来结尾（来源）。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里，在更远的将来，她的声音，以及其他同样曾坚持抗争的极越员工们的声音，不仅将永久地留在中国劳工维权史上，也必将创造新的历史续章。

“本来我确实打算到此为止不再发声了，因为网上有太多负面的声音，让我真的是难以承受。身边的人也在劝我，不要引火上身。我其实胆子也小，我也害怕惹事，我也在权衡利弊，我害怕影响我的前途，害怕以后因为这件事情找不到工作。但是直到我看到我们的同事们，有孕妇因为公司不交社保，不发工资、不给赔偿，拿不到本该属于她们自己的生育津贴，甚至气到孕期出血，气到早产、产后抑郁...每个人都是有妈妈的，假如我们发声，没有人会为他们发声。我可以就此放下一切，明天出去找工作，你让她们怎么办？还有那么多背着房贷、车贷，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突然失去收入，让他们这个年怎么过得安？

谣言是越传越凶，愈演愈烈。谣言说，我们平均月薪5万，说这话的人，估计连我们公司门朝哪儿都不知道。就在刚刚，有位高管拿着六位数的工资，来赞美夏一平是战士，而我们是一群苍蝇。说来惭愧，我跟这位高管，我们两个人工资平均有10万。姚明和潘长江平均身高有1.96米，那又咋了呢？专家还说，平均存款每个人有20万呢，那又咋了？...还有很多人发声在支持百度和吉利，支持夏一平，甚至和他们共情。我只能说，世界上真的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希望有一天，当你自己努力加班加点工作，并且老婆刚生完孩子被开除，也能像今天一样为资本发声，为资本共情。

如果这次我们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了，我们妥协了，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有没有人想过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以后的职场打工人只会越来越难。但凡开了这样的一个坏头，就是说以后所有的公司都可以有样学样，通过优化股权架构去规避一切风险。CEO是投资人、股东、董事会选的；公司如何运营，是CEO拍板决定的；开多少门店、招多少人、公司的钱花在哪里，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不是我们打工人能干预的。假如公司干得好、上市，股东拿回报、拿分红，身价倍增；CEO走上人生巅峰，高层领导升职加薪。跟我们打工人有半毛钱关系吗？我们依旧是一颗螺丝钉而已。但是一旦公司干不好、破产了、倒闭了，他就可以把所有的烂账一笔勾销。车主的钱不退了，供应商货款也不结了，员工工资也不用发了。一句原地解散，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了。反过来还跟你说：都是你们员工不努力，打工人不配拿你原本应得的工资，你们要理解老板，理解股东。请问这是哪门子的强盗逻辑？他们有钱买热搜，有钱雇水军，有钱让营销号带节奏攻击我们，有钱降热度删帖，就是没有钱付我们的工资是吗？

...我们从来没有狮子大开口，我们所有的诉求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截止到12月18号，唯一实际落地的仅仅只是补交了11月，也就是上个月的社保...这个钱也不是网上说吉利和百度出的，这个钱是武汉的同学从武汉的账上转来的公司最后一笔现金。并不是像网上传的百度和吉利已经出来兜底了。同为打工人，武汉的400位小伙伴本来可以安安心心管好自己、置身事外，但是他们选择和我们一起承担，一起扛。所以我觉得我们打工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每个人都应该铭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工人，我们是人民，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工人有事，我们报道

我们收集一线工人的声音，呈现不被主流媒体看到的劳动者生活；我们探究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劳动体制、剥削逻辑，力求呈现劳动者的处境，看见来自工人的行动和抵抗。快手、抖音等工人使用的社交媒体是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采访劳动者、与工人建立连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通过文章和报道的连接，能使所有劳动者团结为一张巨网。我们分析工人受苦的原因，分享工人斗争的经验。工人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工人的声音最有力量！

劳动者筑起一砖一瓦，在一条条产线上铸造中国制造的奇迹。劳动本应该被尊重，现实中，劳动者被剥削、被边缘化，主流话语一边将劳动者塑造为卑微、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一边忽视、贬抑、打压劳动者的行动。我们希望在劳动者的世界中，重新看见劳动的价值，重建劳动者的尊严。

征集伙伴

如果你也对工人议题、劳动报道或工人运动有兴趣，想参与工事有料，欢迎直接写信联系我们：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