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月薪3000的青年人

一些职场人正经历重回月薪3000元的现实。如同一种当代贬谪，收入的跌落，迫使他们重新适应紧缩的生活方式，调整职业和人生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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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三千

2024年12月，在一家设计院的办公室里，建筑设计师李冉收到了工资，3381.12元。11月、10月，也是这个数字。9月，5563.54元。

一开始，同事们谁也没见过这么低的工资。大家在办公室疑惑地自问，哪里来的三百多元，哦不对，少看了一位，是三千多块钱。是退货吗？是奖金吗？这一天恰好是发薪日。同一办公室的人逐渐发现自己账头也多了三千多，往常的工资却迟迟不见。

作为在这家设计院工作13年的建筑设计师，李冉正常情况下的月薪是3万多。从2023年10月开始，就像海平面随着波浪一层层降下去，她的季度奖金、年终奖金逐渐被取消了，直到2024年末，她的月薪降至三千。

这两年因为房地产业衰落，设计行业的项目量骤降，李冉所在的公司开始无活可做。个人薪资本来按规定彼此保密，但在那个荒谬的时刻，所有人都明白了，无论什么职级、职称或是岗位年限，“月薪三千”的现实已平等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2011年，李冉从名校毕业后，加入一线城市的这家设计院。入职第4年，她就从项目助理晋升为项目负责人，独立带项目组，年收入超过40万元，“感觉能在这个单位干到退休”。那时她副业做社媒平台的Pr，一个月保底收入有一万元，有时高达四万。

后来，李冉不仅本职工作降薪，副业里可做的单量也骤降，从24年初的每月6000元收入，降到年中的3000元，直到11月归零。过去几十年的存款，还有2025年刚发的七千多块年终奖支撑着她的日常生活，每个月存不下来钱。

李冉的同事们开始陆续离开。二百多人的办公区，如今只剩下一百人出头。工位中间搬了两次，每次都是为了让大家集中坐一坐，反而将空出来的工位连成一片，令低落氛围形成包围态势。平日里，一部分同事出差，一部分同事藏在部门办公室或咖啡厅的角落里，还有一部分，顶着降薪得过且过，趁没活时相约去喝奶茶逛商场，下午三四点赶去接孩子放学。空荡荡的公司有一种直逼人心的散漫。

领导在大会上照例鼓励大家，宣布将来要把这段时间少发的工资补回来。群情激愤中，一人开口打断：“领导别画饼了，我可吃不下了。”

“要嫌噎你就滚呗。”领导的东北话脱口而出。李冉和同事接受了现状，常常自嘲：要么忍，要么滚。

40岁的小宅也经历了就业市场的惨淡。她在人力资源行业从事了15年，做到高级经理，2022年10月离职后，她全职投简历找新工作。结果半年来，度过一个金三银四，还是只有两三次面试机会，数量是往常找工作时的四分之一。

失业前，小宅在一线城市生活，有房有车，没背贷款，月薪3万。她用50多万装修出一间独居的90平法式复古小屋，每个月也无需刻意存款。那时，她满以为将来也可以维持此刻的高薪。

两个月后，2022年眼看过去，新工作遥遥无期，她才申请失业金。

每月2016元，成为她未来两年的稳定收入。2023年，全年的支出被她控制在2万左右，只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这种生活让她重回到2008年。那时她刚毕业，房价是现在的六分之一，第一份工作月薪1800元，两年后的第二份工作才达到3000的水平。但那时她不太考虑节省，因为还年轻，“对未来有希望”。

新生活的细节透露出捉襟见肘的现实。装修时，小宅设计房中的每一砖每一瓦：卫生区域三区分离，衣帽间13门衣柜塞满了衣服包包，开放厨房摆出了一套表面光彩的西式厨具。

降薪后，她开始刷廉价的购物软件，发现一款挂钩，哆啦A梦圆手款式，价格低至一毛钱。到货后发现，随机发的颜色，无色透明，有一种极廉价的塑料感。她把挂钩贴在卫生间墙上，丑得可笑，格格不入。

小宅每晚焦虑地睡不着觉。她想过创业，去逛夜市都偷偷存着考察摆摊情况的心。在一个摊位前，她瞥见老板口罩上熟悉的眼睛，想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意识到他是过去某一家公司的同事的老公。

摊后眼熟的背影确实是自己曾经的同事。两口子守在一个卖袜子的摊位后面，所挣得无非是一些碎银。不清楚他们是失业了还是谋求副业，但她意识到，被口罩遮掩的面孔，属于一个个生活日渐困难的普通人。

在朋友建议下，春夏交接的季节，小宅在北京踏上社工的考场。2019年前还没人瞧得上的月薪五六千的社工，到2023年，一个区招1500人，报名人数高达2万。小宅有15年的高级职场经验，面对异常激烈的竞争，笔试准备不足，面试缺乏经验，接连5次社工考试，奔去城市的各个区，3次进面，无一成功。她难以想象，那些被招上的人会有多优秀？现在还能体面生存的人，必须有多优秀？

社工考试和失业金的生活持续了两年，父母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真实生活。小宅不敢讲，有一种羞耻感，好像没有为父母争光。父母以为她在正常工作，她默许。

2024年，小宅上岸街道办事处，过上月薪三千的生活，才终于向家里坦白。

她不服输地投出一些简历，聊以缓解街道办的清闲。在简历中，她看见40岁的自己做HR十五年来，在私企受过的所有委屈。过去最长的一份工作也才做了3年。常常是做半年后失业，办离职、投简历、面试，再做3个月失业。

她算了一下，就算每份工作做3年，到60岁退休还有20年，她需要换7份工作。

这份简历如果穿越时空，投到30岁的自己手上，她会怎么想呢？小宅知道，看到一个高级经理40岁还在找工作，30岁的自己大概会有兔死狐悲之感。更何况，老板们早就发过话了，“年龄超过了35岁，就没必要推他们的简历了。”

1月的一个早晨，李冉在上班前醒来，刷到一条感恩父母的视频。她想念起家乡的父母，再看微信里的工作消息，抵触工作的情绪无法缓解，哭了一个小时。

随后她按时出门，开车去公司上班。通勤的早高峰，车流总是稳定有序的。一个开着立标奔驰的大叔，并道时和她的车刮蹭。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都情绪激烈。

她怒呛，你这人怎么开车的？大叔说，你一个奥迪凭什么两百块就和我私了？两个人僵在原地，等保险到场定损，把两分钟的冲突延长到二十分钟。与此同时，公司的会议开始，她又要请假、道歉。

李冉那天的暴躁是反常的，也许大叔也是。在那个早晨，她觉得生活看不到希望。多劳不能多得，整个行业都没有未来，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奔头、没有希望。”领着三千的月薪，她讨厌自己。但不干这个，她又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事情。

贬谪的生活

大城市的富裕生活，各有各的精彩，贫穷却有大致相同的归属。

收入骤降后，每一笔开销都成了建筑师李冉不想负担的浪费。在设计院月入三万时，李冉在北京租了一个月租过万的两居室大房子，搬进床和衣柜、双开门大冰箱、贴墙纸、养一猫一狗，时常允许父母从河北住进来照顾自己，把月租房经营得像家一样。

降薪后，李冉另找了一间6000月租的一居室，把家具电器统统或送或扔，单独和猫狗同居。生日时她看上了一条三万多的手链，转念一想，不如去买一条十几块的高仿，戴几天过过瘾，也许买的欲望就消失了。

搬家中和大件家具断舍离，李冉开始有种怀疑，自己将来未必会在漂泊的异乡继续待下去。过去这种怀疑被高薪、稳定工作和当地户口给遮蔽了。现在，她考虑自己腾空住宅，这样要回老家就可以轻装出发。

李冉抵触回老家。刚毕业，她在老家的设计公司实习过。那些公司出的效果图，让她觉得“很Low”，但又无法指出哪里不对，因为当地人有自己的制图习惯，不会按照严格的标准去规范。李冉自觉适应了大企业的标准，回去后很难适应当地环境。

生活费骤降后，比价超市、菜市场，小宅在拼多多囤爱吃的火锅蘸料，为节省的三块钱而心动。不舍得上千的名牌，发现国产化妆品用五分之一的价格起到同样效果。自己动手更换净水器的滤芯，每次能省50到100块。

阳台上堆起越来越多的塑料瓶，是她过去没有发现的财富。购物软件送来的大塑料袋，节省下来，装满捏扁的水瓶，1个1毛。

有天，她发现阳台快堆满了，拉着男友，两个人提了五个鼓胀的袋子，犹如提篮上岸的渔夫，下楼到菜市场出售，卖出15元钱。她后悔之前怎么随手丢了这些钱。

图 | 小宅在10平米的开放露台看书

30岁，原本做银行项目经理的啾啾，回到山东老家，转为国企的基层员工，月薪从三四万骤降至三四千。2024年7月，她清楚地记得，那个入账的数字是3095元。

老家寡淡的消费氛围，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很节省。因为工作远离城区，啾啾很少点外卖、咖啡、甜品。每天上班穿工服，她半年没有买新衣、配饰。除了在单位食堂吃饭，她做饭也可以从父母家拿些自家种的青菜。单位发的500元超市卡，用以购置青菜鸡蛋，足足花了整半年。

收入下降改变的不只是经济，新的处境和身份，也带来新的困惑。

啾啾过去做着项目经理的工作，压力何其沉重。常常，银行里会有“奋战100天”“开门红”及各种各样的业绩节点。为了冲业绩，她每天都要加班到10点甚至更晚。每天写总结，应付领导约谈，还要经常下市场和客户交流，最后交流到酒桌上，中午喝完晚上喝，休息一夜，第二天继续应酬，喝完自己去医院打点滴输液。

那样的日子过下来，啾啾发现自己内分泌失调，脸烂了，痘痘流出脓液，必须整日戴着口罩。

但刚回到老家时，她感到月薪三千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压力。她的公司新被收购，各种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需重新完善。部门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人。她还不能全权负责，而是拿领导的每个决策向上级层层审批。最小一分钱的报销，最多都要有6个领导的签字，真正付钱的时候，还要6个人再签一遍。

工作的热情被迅速消耗。临近年底，她每天在公司忙到9点。回到家，她在电话里对妈妈哭诉，自己为什么要回来，现在工资是过去的一个零头。

工作之外的生活，也时刻提醒着她处境的改变。周末和发小们见面，一个个都留在本地成家，嘴上谈的都是婆婆丈夫孩子。只有自己去大城市转了一圈，单身几十年，带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回忆：她想到自己过去在银行，6年从基层升到经理。营销部门聚在一起，想做某一件事，就发散思维，每个人出一点主意，即刻出门去各自负责的区域做起实验。大大小小的节日，她都要列个单子送礼。光一个商场，就要考虑总经理、财务部、活动企划部等客户，一天就送出去如今一个月的收入。

那种生活尽管有压力，但光鲜亮丽，充满机会与诱惑，让她怀念。

回到老家领着月薪三千，啾啾有种人往低处走的怅然。她感到这种生活不属于她，而是属于周围的人。年会上，子公司的其他同事，坦率透露自己每个月到手只有两千多，丝毫不以为意。单位的一个姐姐，月薪的3、4千，要用来照顾两个儿子、两家四位老人，谈不上任何消费，钱挣来为让大家生存。

下班后，本地朋友们回归家庭时，只剩下她这个大城市回来的单身女性，一个人开车兜风、看电影，花钱的机会都没有。

未竟的心愿

生活已然下沉，身在其中的人们，尝试着自我调适、接受现状，寻找贬谪古人般的豁达。

在啾啾回老家求职的那场面试里，领导问，“你的工资会比之前要少，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她早有预感，这个问题会被问到，它好像和自己求职的工作内容无关，又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她早已为通过面试而准备了回答：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衡量标准，她既然回来了，就要尊重当地标准，适应当地的生活。回忆起来，过往的丰富多彩，也不过是“在外边打工，各有各的辛苦”。在银行，出门见客户，要精心准备一套行头，化妆、戴首饰，手上提着礼物。回到老家，洗一次车才不到20块，让她喜出望外。

李冉尝试去感受，紧缩的新生活也有好处。她37岁，未婚单身，靠存款付房租，工作早十晚七，账头只敢留一万块零花。在一人独居的整租里，父母不能再上门唠叨自己，自己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有时还可以在闺蜜家过夜，就像是刚毕业来北漂的学生那样，忽然拥有一种淳朴的自由。她经营起自己的账号，谋求副业的突破。在她的自白中，“985本硕、企业设计师、京户持有者”，在危机中也急需自救。她觉得“命运的转折”藏在凌晨的自媒体文案、深夜的方案大纲，以及坚持182天的健身打卡里。

对于小宅而言，在有房无债的情况下，其实3千元是一笔足够生存的数字。小宅和男友有整整一年时间，共同失业，两人凑出4千块失业金，每天在家吃吃喝喝。小宅增重了十多斤，男友从130斤长到快160斤。小宅清楚，这种乐观是由于她在降薪前就摆脱了房贷车贷，否则就不得不卖房了。

她现在有一种平和的心情。低薪足够维持生活，父母有存款，身体还好，即使生病也可以互相陪床。街道办事处也并不差，可以朝九晚五，准时下班，午休两小时还能回家吃饭睡觉，是一种40岁提前退休的安逸生活。

小宅所在的科室，七八个人一间屋，彼此之间没有隔断，只有用电脑屏幕区分一下私人领域。小宅最多的时间用来刷手机：看社交媒体，看腻了大数据重复推来的话题；刷购物软件，看视频一次奖励一分，每天打卡赚到上限的两毛。从屏幕上抬起头，同事们也尽在没活的空闲里刷着手机，无聊感充盈满室，避无可避。

她尝试从工作中重新找回自我的价值。日常工作，小宅需要给老人们发慰问品，帮老人修改报纸的邮寄地址。有时指挥老人点某个程序，老人道歉说，自己实在不会操作，她为之忧心，甚至想下班拐上门，当面帮一下老人。这种利他情绪贯彻她的事业始终，是她成就感的来源之一。过去她做部门经理，最喜欢看到手下年轻人迅速成长；做猎头，制造双方都满意的匹配，时常收到职位候选人电话来口头道谢。如今，服务老人带给她的成就感，是一种为自己积德的舒心。

人总要给自己找点盼头。小宅说，“事业已经没有了”，不敢再辞职去做不稳定的本职工作。在40岁提前退休，人生还剩下留学这一未竟的志向。

她想去日本或英国爱丁堡读一个心理学。她想象中的日本，富于亚洲人的文化氛围，城市间充满秩序感，居民比国内的收入高，生活成本却低一些。她还向往哥特式建筑风格、透出阴郁气质的爱丁堡。

失业中，她点进爱丁堡大学的官网，发现爱大心理学位列世界第27位，招生要求雅思总分在7.0以上，但她的英语并不算好。

曾经，手上有五十多万富余时，她跟父母提过去日本留学，被一口否决。钱最终花在了她此刻的50平米小家，日后帮助她安稳地忍受低薪生活。

她开始借助这个家尝试经营社媒，举起摄像头，拍摄露台外五点半日出的天空、立夏雨后开放的月季花墙，还有阳光穿过飘窗投在墙上的电影级光影。

在月薪三千的平静生活中，留学梦想变得越来越渺茫。父母一定不情愿她远离，更何况，经济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唯一的希望，是她忽然生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卖掉车、房，苦学语言，再攒几年钱，加上留学期间打工的收入，一定能出去。

钱不是决定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她还设想了一种可能，假设自己“众叛亲离，工作也干不下去，房子也被人收走，你不出去就要饿死了”，梦想也会变相地实现。

但重回月薪三千的生活，主题是维稳而非突围。她觉得突围所必需的，正是目前自己所缺乏的，也是芸芸众生都提不起的那股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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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刘思聪

编辑丨罗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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