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裁员潮：大家还能「都有美好的未来」吗？ Initium Media

遍地裁员：「今日的外企，好像49年的国军」

裁员的决定抵达时，赵檬没多追问理由。她木然地登出带有公司后缀的outlook、交出工牌，往六人同事小群里发了这个消息。再打开，是一连串的「恭喜你」。

没人真的期待「被裁」。只是经过一年的惶惶不安，她们终于认清一个现实：在如今的外企，大范围离职是迟早的事。

赵檬入职的这家外企规模并不小，分公司遍布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在当地做房地产工程开发。对员工也不苛刻：2021年，23岁的赵檬从国企跳槽到这家外企位于深圳的分公司，做交通规划设计师，领导在她报出的比上家公司高了二分之一的薪资基础上，又帮她多申请了五百元。氛围一向轻松：双休、八小时工作制是常态，加班反而需要写申请。

变化是在2023年底、赵檬入职两年后到来的。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下行和Covid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叠到了一起，拉长了公司回款的时效。领导开始在每月月初盯著财务报表分析，接著叫人进办公室「开个会」。再出来时，这名同事在外企版钉钉——Teams软件上的痕迹就会被永久冻结了。

「有人会备注已离职，有事请找谁谁谁，有人如果长期是『无状态』，我们就会看关系网，没有领导也没有下属了，就证明被裁了。」赵檬说。像是一场周期性的生存游戏，月初未被叫到，就代表这一整个月都不会被裁；安全牌在月底清零，下个月又要重新陷入到精神绷紧再猛然松开的循环里。

Teams上熄灭的头像在增多，恐慌也在办公室里传染，谁都摸不清裁员的依据。「一个商务助理工作十年了，但在非常早期就被裁了。」赵檬说，她们慢慢相信，裁到谁，其实都「没差的」。

挨到去年5月，赵檬终于收到裁员通知，领导例行公事地交代了两句，没给她交接工作的时间就收走了工牌。五个月后，一位关系不错的同事也离职了，三百多人的工作大群里，只剩下84个暂时的幸存者。

在赵檬和同事离职的2024年，大量有关「外企裁员」的发帖同步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涌现，发帖人的IP从上海、深圳、北京蔓延到苏州、天津、南京。涉及行业也在变多：公关类、服务类、金融业、制造业。许多人不由恐慌：向来稳健、背靠国际资源的外企真的靠不住了？

在中国大陆，外企一般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与外商独资企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接踵而至的外企不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2021年8月23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肯定道：外资企业以占市场主体2%的比重，带动了约4000万人的就业，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1/10，贡献了1/6的税收，2/5的进出口。充分说明其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贡献者」。

前外企人们在评论区里拼凑出了外企突然大量裁员的原因：当今经济下行，只能通过「无差别」裁员来降本增效。

林昊恩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美国企业做「内部审计」，对公司的销售、采购、存货等流程进行审查和汇报。今年大年夜刚过，他就收到了Global（指和全球业务相关的职位或部门）的一通线上会议邀请：为了控制成本，公司决定将位于全球各地的内审部门全数裁掉，内审工作今后全部外包给四大会计事务所。

「我们六十多个人，中国的，菲律宾的，全都被裁了。」林昊恩推测：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环境都没缓和过来，裁员不只针对中国。

类似「全球共沈沦」的想法，让小红书上许多被裁的外企人找到一丝慰藉。但同样在今年被裁员的王思诺认为，在裁员这件事上，并非世界各国的员工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2022年本科毕业后，王思诺入职了一家位于北京的外企，为客户出示证券投资的风险报告。对于今年2月底的被裁通知，她早有预料：从去年起，业务量明显变少，等到被裁前两周，要做的工作已经少到能忽略不计了。

和同样在当天「毕业」的同事互相安慰时，她俩联想到去年年底公司在马来西亚开了新办公室的决策，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大幅裁员，是因为公司在全球布局的变化。这两年，在中国扎根数年的外企将部分或全部业务线撤出的新闻案例并不少见。

2023年，《日经报导》称，索尼公司已完成了相机生产线转移，将其主要工厂迁至泰国；2024年8月，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宣布，将中国系统实验室的研发工作转移到海外其他IBM基础设施基地；据多家媒体报导，自2023年起，苹果、惠普、戴尔、联想等品牌逐步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对于外企资源的流出，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在今年2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外资企业产能转移有三个原因，一是「国内劳动力包括土地成本的上升」，二是外企在「顺应国内产业升级趋势，调整在华投资布局」，三则是受到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但整体来看，外资是「有进有出、有增有减」的。

「进」与「出」之间较量的结果，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上可见一些分晓。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外商投资出现了自1998年有纪录以来的首次赤字，达118亿美元。国家统计局在2025年1月17日推出的《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一文里提到，「外商企业投资下降10%」。

「纠结为什么被裁其实也没用，」一名今年刚被裁的前外企人感叹：「今日不同往日了，今日中国的外企，就像49年的国军。」

入乡随俗：「变得国企化，就离衰落不远了」

仔细回想，裁员的信号大多在很早以前就埋在了细枝末节的变化中。比如，公司日常福利。赵檬回忆，早期，公司会留出活动经费，供员工们去打网球、玩剧本杀，后来这些待遇都取消了，只剩下三个月一次的下午茶，选品也从「奈雪」「喜茶」和「山姆」等价格相对高些的沦落到了「瑞幸」「库迪」等主打低价的低端品牌。

出差的预算也在衰减。林昊恩入职的两年里，每隔两个月会和同事去公司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工厂考察，但去年年底，公司突然出台了一项措施，要求「非必要不出差」，除非经过领导审批。林昊恩总结：「其实就是对你的控制变多了。」

「控制」从看得见的东西一路蔓延到了工作日常。赵檬说，公司后来不但严查考勤，还会查电脑使用时间。一名刚刚离职的前外企人表示：「网上说，一等学校抓学习，二等学校抓纪律，当公司也这样管无关紧要的事情，就代表它不行了，因为外企独有的开放、包容、尊重个体、不形式主义的优点就都消失了。」

10年前入职了上海某公关行业头部美企的Amanda很认同这个说法，在她的印象里，公司走下坡路的标志，不只是疫情之后大家的「Pay」和「title」（薪资和职位）没像刚入职头几年一样稳步上升，还在于公司越来越一言堂。「重大的决策都不会和大家商量，公司业绩也不会和大家公示，而是直接通知结果。」Amanda说。

Amanda入职的这家外企每年年终会进行「performance review」（绩效评估），以评定年终奖和来年的薪资、职位，但从2020年之后，这个环节的评价标准变了，不再以每个员工的业绩为参考，而是领导掌握了更高的话语权。

「比如领导会说，中国和美国的业绩都不好，我们中国区域一定要抱团。这样的结果就是，北京的业绩不好时，上海的业绩再好，也只能有难同当。加薪只有意思一下的百分之二，或者干脆没有。」Amanda在公司做了十年HR，一眼瞧出他的用意，「这个领导是北京的，他就想pool（共用资源或资金）多倾斜北京这边。」

但在Amanda看来，此举不是为了给手下的员工谋福利，而是在派系斗争中多一些胜算。「这几年裁员，很多高管工作了几十年了还是说走就走，而且每次被裁的基本都是上海这边的领导，导致我们这边越来越没有话语权，也带走了更多的业绩。」

「他们就是只想牺牲别人来保全自己，」Amanda忿忿不平。为了降本增效，HR主管主动提出取消上海生育保险和高端医疗保险，但主管本人并不在受影响的名单中。被削减的其他员工福利，转而也增加到了主管这里。

Amanda在manager职位待了四年，但在领导的把持下，能参与的决策很少，收到的pua则越来越多：「和我说，你找的人不如印度HR多，你的工作内容不如Global HR丰富，都不是一个国家，怎么比啊。」Amanda透露，除了「瞒下」，领导们还一直在「欺上」：和Global说谎话。

「他们和Global大吹特吹，说中国的发展多有前景，现在业绩低迷都是暂时的，只是因为公司组织架构不好。」Amanda撇嘴，「然后就会图穷匕见，裁人、换自己的人，一切都由他们自己掌控。上面和下面都不知道公司的真实情况怎么样。」

而对于这个现状，大家都没有争取改变的机会。外企的工作和生活相对独立，所有员工之间的联系渠道只有公司邮箱，但邮箱设置了权限，无法越级申诉，如果没经过审批，连一封to China的邮件也发不出去。

有人曾试图向上反馈「下属无法加薪」，立刻被请进办公室；有人举报领导在公司大搞玄学，摆八卦盘、风水阵作法，邮件没出去，就被领导以「架构调整」的名义开除了。

她感叹：「其实外企如果要发展，真的需要外派老外来中国了。」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许多人得出一个共识，当外企的管理层被中国领导把控，或者「入乡随俗」学会国企的「毛病」，就证明离衰落不远了。

林昊恩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2022年，他在一家德国外企做审计，和年终奖的大打折扣几乎是同步，一些公司文化也在变化。他记得，隔壁部门的领导带他们出差时，一定要聚餐。在公司里，他们是平等的Jacky和Leo，但在餐桌上，酒一端上来，他们就变成了王总和小林。

「他会强迫我们喝酒，如果不喝，就是不给他面子。不只是酒桌文化，他一喝酒什么话都往外说。」林昊恩诧异，「外企让我觉得下班之后我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但这样让我很苦恼。」

一名前外企人思考：「这可能是同步的。越国企化越衰落，越衰落就越要国企化。」

时代记忆：「它的下限是其他企业的上限」

去年9月，赵檬的同事也离职了，这像一个契机，让她四个月前被裁员时没有倾泻而出的情绪有了释放的窗口。哭过之后，再提起公司，她想到的还是它作为外企独有的优点。

2020年，赵檬本科毕业后来到一家国企，手机24小时待命，周末不能休息；加班费更是无望；奖金不看绩效，全看回款，「相当于行业的风险全让我们来承担。」赵檬说。最让她绝望的是，有次领导交给她一个项目，时间紧急，她请示：我可以加班来做，但这个项目加班也搞不定。没想到领导斩钉截铁来了句：那你通宵啊。

「我心凉半截。」赵檬说。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只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工具人。「我很爱国，但是外企的确更遵守劳动法。」跳槽外企后，她才觉得真正享有到了合理的薪资待遇和休假时长在内的一系列中国法律规定的劳动权益。更重要的是，外企对人的尊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护了她作为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

被裁之后，林昊恩在小红书刷到了许多国企人、私企人分享的帖子。有人评论，还是外企好，连裁员给的补偿都不少。这几年来，一些外企裁员按照最低N+1赔偿、员工到手数十万的新闻频繁登上热搜，同行业的人认为这是外国企业在「恶意补偿」，是在「扰乱中国市场秩序」。网友评价：外企最低给的N+1，是中国法律规定的下限，而这，是绝大部分中国企业的上限。

也有一些外企人试著让「围墙」之外的人对外企「祛魅」：外企并不完全像网上说得一样，是打工人的天堂，也有它的许多缺点。林昊恩也这样认为，上一家外企会和每个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并且时时关注网络上的舆论风向，每当捕捉到和公司有关的消息，无论正面负面，都会通过公邮进行敲打。「时不时就会收到，要我们注意言行。」林昊恩说。

但和国企相比，这似乎有些不值一提，「它并没有限制我太多，」林昊恩回忆。想到在外企工作的场景，他越发觉得，外企对「人」的尊重，其实贯穿工作的方方面面。

公司强调，不要轻易「judge」，要尊重每个人的不同，包括「性别的不同、性取向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教的不同」。这不只是贴在办公室每个角落里的宣传口号，还落实在公司的规章中。

如果遭遇歧视，可以直接向法务部门或审计部门举报，工作人员要积极推进，维护其权益；公司年终会进行「五维测评」，员工们以此为标准阐述这一年的工作，再交给领导审核，而对其他员工的尊重就是这「五维」中的一环，测评的结果会影响到年终奖的发放以及职位评定。

「中国很多顺直男会说，这个权益聊胜于无，只有性少数群体获益最大。但其实你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它保障的是每一个人不受到侵犯。」一名北京的前外企人说，「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受用，因为中国的职场歧视真是太多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甚至你gap了一年你就会变成人下人。」

林昊恩觉得，正是外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才让他能了解到不一样的世界。入职之前，林昊恩对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想像，大多来自于简中平台各网红博主的描述，以及官方媒体的宣传。他们不思进取、能力极差。入职以后，真的和菲律宾的同事接触了，才发现两个发展中国家在文化、经济等领域在发展进程中的相似性。

「他们说，他们09年的时候，也出现过像我们的火星文一样的文字时，我都惊呆了。」林昊恩说。工作中，这些菲律宾同事同样没有外界传得一样会过于「relax」，拖团队后腿，相反，他们也能在紧急项目来临的时候顶著高压很快「deliver」出一个结果。

王思诺直言，不是和外国人的直接接触，让她们多了些信息渠道，而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轻易培养出一种开放、包容地探索未知、接受不同、理解新奇事物的性格。

今年50岁的刘晓东就常听到晚辈们的惊叹，虽然年龄相差几十岁，但在有些话题上，他们还是聊得来。他懂得最新的网络词语，也会去网红店打卡。他有些自豪地讲：「对于外企人来说，这都正常。」

刘晓东在外企度过了奋斗、结婚、生子等人生重大时刻，也见证了外企给他的故乡带来的正向影响。2000年，刘晓东从国企跳槽了某制造业外企在天津的分厂，负责轮胎生产完的审验工作。而就在面试之前，他还犹豫良久，这家公司建在天津沿海处一片极为荒凉的地带，甚至还不如恐怖剧里的场景。至少，恐怖剧里有树林，这里光秃秃的，除了土就是土。坐上开往公司的车，他却一阵惊呼。

坑洼的道路变成了六车道，绿化带连绵不绝地往前长，建好的工厂一个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还有新的厂子在建。他心里有强烈的预感，这里会在不久后变得极为繁华，充满希望。

人们对家乡的转变总是津津乐道的，在同事们对工作的自豪感叹中，刘晓东慢慢了解到了这里转变的由来。1984年5月，中国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此设立经济开发区，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鼓励项目实行税收减免在内的优惠政策，在改革春风的照拂下，可口可乐、雀巢等知名外资企业纷纷来自驻扎，既拉来了当地的就业机会，也让整个地带焕然一新。刘晓东入职的公司，就坐落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仅从官方数据，就能直观感受到这些外企给当地带来的影响。数据显示，2014年，天津市GDP总量在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五，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到39%。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这些数据也真的会落实到每个普通人的身上。

「就像上个世纪，很多国营工厂会在周围建立生活区，这些开发区里也会建起学校、住宅和各个大商场。」刘晓东说。在他的印象里，一些高档品牌总会首选在这里入驻，这让他们成为了「见过世面」的人。经济的增长带动了服务设施的跟进，在开发区的某些区域里，甚至出现了免费公交。

但无论是外企还是开发区，仿佛都有它自身的生命周期。2014年，刘晓东被裁后，又应聘了一家外企，加班变成常态，待遇不增反减。开发区一同停滞，现在的样子，和十年前好像没差。

脱下长衫：「早晚都得挨这一刀」

离职之后，林昊恩没有留给自己太多缓和的时间，「疯狂」投起了简历。几年前，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贷款买了一套房，算是高位上车，每月要还的贷款是无法避免的现实难题，存款和赔偿撑不了多久。但他发现，这次找工作，远比23年疫情刚结束时要难得多。

流程变得很复杂。一家外企先让他做了一轮测试题：三十秒之内，进可能多找出两张图的不同；跟著是性格分析、计算。和网上流传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中哪个不是西游记中的人物」这样的「公务员模拟题」很像，没有逻辑可言，像是服从性测试。

又一家外企让他和来自印度、马来西亚等全球各地的求职者一起群面，前前后后折腾了十个小时。他实在不懂，为何外企面试都变得这样难？

Amanda表示，她还在上一家公司做HR时，这个趋势就已经形成了，由于职位变少、求职者多，为了筛选，不但对学历、经验越来越挑剔，还会设置其他的门槛。

Amanda没想到，自己做了10年HR，给公司招来了90%的人，竟也会被裁掉。她准备骑驴找马，很快签了家公司。按照正常情况，十年前，通过校招入职时，公司会先签订一份三年的合同，期满再转终身制。而现在，公司承担不起太多的风险，只肯签一年。

大量被裁、求职困难的现状让「外企撤离」的怀疑声涌现到各个社交媒体上，虽然中国当局在《人民日报》等官媒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等公开场合上多次否认了这个说法，并强调「中国仍是全球最佳投资沃土」，但一些吸引外企的政策，还是从去年起在短时间内连续出台。

2024年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聚焦服务业扩大对外资开放；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要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7月18日，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要求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保障外企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在制造业外企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刘晓东认为，这些政策是在规避真实存在的问题：「像是中美关系冲突，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加收中国产品的关税，这的确是没法短时间内改变的，但有些东西要正视，比如疫情封城的时候，中国的工厂说停摆就停摆，这让外企意识到不能把整个生产链都放在中国，风险太高了。」

经济学人智库全球贸易首席分析师尼克·马罗也在BBC的采访中称：外企转移的一个考量即为「对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一些列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这同时也制约了外企在中国的营运。

2023年9月，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对《纽约时报》表示，「公司限制员工将笔记型电脑从中国带到亚洲其他国家，这使得从上海管理区域业务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帮助协调欧洲商会技术政策的索伦·迈耶补充：「高管们在中国境外时，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让他们不再能访问公司在中国境内计算机上的某些数据。」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顾问研究员关志雄撰文称，外企撤离中国，还有一个原因是排外情绪高涨。这个说法在一些案例中得到了证实。据《南方都市报》，自2023年第三季度，脱离自「强生」的科赴就感受到了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抵制情绪，所以「不能指望亚洲消费者的情绪有所改善」，而是要推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扩张。

还有不到一周，就是最后期限了。林昊恩的公司辞退人的方式相对也「体面」，给他们留够了一个月的时间。但如果3月31日还未找到工作，就会面临社保断交等一系列新的问题。现在，林昊恩只拿到一个offer，来自于他最不想去的民企。

收到offer之后，他曾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从这家公司离职的人，试著了解它们的调性：加班多、因加班太晚导致只能打车回家的路费无法报销、赛道差、内斗严重。和他想像的如出一彻。但他没有太多犹豫的空间了，他计划，如果再找不到理想的外企，就只能去这里重新历练。

Amanda感叹，在外企待了数年，的确会让外企人的竞争力无法和在其他企业打拼的人相比。一名前外企人认为，竞争力这个说法，本就是内卷中国语境下的词汇，「外企的成果难道很烂吗，难道只有以生命为代价的卷才行吗？」

赵檬依然一心求外企，但投去的简历全都石沉大海，为了社保不断档，只能去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做起了从前不擅长、人人都能做的销售。入职之初，她还抱有幻想：曲线救国、积累经验，时机合适再跳回外企。可这个想法很快破灭。

新职场和外企气氛差异极大，传统制造业里渗透的酒局文化和人情世故都让她难以融入，忍耐了不到半年，就主动提了离职。她今年26岁，未来怎么样，她也没想好。

人到中年被辞退的前外企人王建华咂舌，他的积蓄不算少，孩子也已经工作，家里没有用钱的地方。但他距离退休还有数年，还需要接著找工作。他不知道，到达退休的年纪时，退休年龄还会不会再次增高。王建华已经做好了「脱下长衫」的准备，他明白，在现在的环境下，还能像过去一样在尊严中工作是不太现实的，「早晚都得挨这一刀。」

但他不由想起下一代人，他们该怎么克服这场不知持续多久的「阵痛」呢？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