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在公司与村落之间：一场村民集体主导的抗议，以及背后根基于人情社会的劳资关系

本研究聚焦于发生在河北省衡水市一家小型乡村企业的劳资冲突。一名女工在工作期间不幸在工厂门口发生车祸去世，而正是工厂为方便大车出入对路面进行的改造造成了这起事故。事故发生后，村民集体立即向企业提出抗议，要求对罹难女工的家人支付赔偿。部分工人选择罢工参加抗议，有些工人支持村民却不参与罢工，而另一些工人则选择不参加抗议行动。

作者认为，工人是否参加罢工和抗议，往往取决于他们是否需要依靠与其他村民的关系。持续参加罢工的工人，是因为他们希望不要损害与其他村民的“人情”，但他们最终也受到了企业最严厉的报复。于此相反，为了个人或集体经济利益参与罢工的工人，在意识到公司强硬态度可能造成的后果后，往往选择停止抗议行为。由于缺乏正规调解程序，村集体和企业都开始利用体制内的人脉关系试图解决纠纷，而最终由于企业的人脉关系更强，导致事件以对企业更有利的方式收场。

现有罢工研究主要关注沿海地区和一、二线城市。然而，内地三、四线城市和城乡结合地区也频繁发生罢工事件，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这些地区主要产业为中小型民营企业，劳动者人数比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更多，劳动条件和薪资水平却远低于外企和国企。另外，与沿海地区的外来民工不同，这些地区的工人主要来自本地，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企业之间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也更加紧密。本文为理解此类罢工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

关键词：罢工，民营企业，农村企业，人情，村集体

译者：十七

校对：事务员

专题导言

在中国，罢工从来没有被政府允许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没有行动的可能。从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到2014年裕元上万工人停工，再到近年技术行业的网络串联，工人的集体抗争以各种形式持续出现，穿过禁令、越过工会，成为这个时代不容忽视的基层声音。

本专题想探寻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为什么罢工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人会选择集体行动？第二，在这些行动当中，那些“外部参与者”——如NGO、学生、媒体或法律援助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十年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工资压力、社保缺失、强制加班是导致工人不满的重要原因，那么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当工人走上集体抗争这条路，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有什么样的资源与网络支撑？他们的行动如何被外界看见、理解、或被干预？

从最早提供法律服务的本地NGO，到参与维权的学生团体，再到个别地区尝试改革的基层工会，“外部参与者”既可能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帮助者，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近年来，随着社会空间持续收紧，一些新型抗争形式开始出现：货车司机借助微信群自发组织，程序员通过GitHub发起抗议——这些行动突破了传统组织的边界，也带来新的问题意识。

本专题希望通过对十多年间若干典型案例的梳理与讨论，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老问题：在当代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而又为何总是如此困难？

正文

原文：Between company and community: The case of a community-based protes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an acquaintance society context in China

作者：Zengke An, Fang Lee Cooke & Fan Liu

发布：2021 年

（为方便阅读，翻译时对文章有所删减）

引言

对中国劳资纠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涉及直接劳资利益冲突的罢工上。研究主要关注外资和国有企业。21世纪以来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国东南部的发达地区及新兴工业区，强调了侵害权利、经济不公、毛主义阶级情绪以及阶级意识作为参加劳资抗议的动因。

相较之下，现有研究对居民群体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关注较少。工人即使没有足够或直接针对雇主的不满，仍可能参与该类纠纷并罢工。尤其在正在发生工业化的地区，居民群体与企业关系复杂，工人的居民身份与员工身份界限模糊，工人在居民群体和企业的冲突中不得不站队。当地社群如何推动和组织民间针对企业的抗争，以及工人为了在本地社群内积累人情而参与抗争和罢工的社会动机，皆尚未得到充分理解。

这一研究领域存在显著缺口，原因有三：

- 第一，2019年国内民营企业约占城市就业30%，而国企不到15%，外资企业约6%。民营企业工人工资低于国企和外资企业，且劳资冲突频发。2018年，发生在民营企业的罢工数量达7150起（占统计数据73%以上），国企不足12%，2019年比例类似；

- 第二，国内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受关系和人情等社会规范主导，人力资源管理相对不正式，劳资纠纷多依赖非正规手段解决；

- 第三，随着工资上升和大城市劳动力短缺，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或迁至城郊半农村地区，尽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地区的日常治理依然依靠村民集体，劳资纠纷多通过非正式和行政途径解决，传统的村社权力结构与新兴的政治资本联盟在利益冲突时产生较量。传统结构倾向于在发起赔偿诉求和动员抗议时发生作用，而新兴政治资本联盟则用于解决纠纷，如本案所示。

我们的深入案例研究聚焦于一场基于村民集体、由村干部领导的民事纠纷，以及部分工人针对雇主的抗议行动和罢工，并针对上述研究空白提出以下问题：是什么让工人选择参与源自村民集体与企业之间纠纷的抗议和罢工？关键利益相关者选择行动或不行动的逻辑是什么？特别是在熟人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如何发挥作用？‘熟人社会’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概念，指每个人彼此熟识的社会。

研究方法

选择这家公司作为案例是为了研究纠纷发生的原因、过程和解决方案，而这次纠纷发生在本文其中一位作者的家乡。因此，联系到利益相关方并不成问题，尤其是参与纠纷的工人和居民，他们大多是这位作者的亲戚或朋友。已有的社会关系也让受访者在这个敏感话题上更愿意坦率地表达观点。

本研究的实证信息收集于2016年1月到6月之间，数据来源包括与利益相关方的深入访谈、实地考察以及收集与阅读企业文件。作者共访谈了53人，包括企业管理人员、地方政府官员、参与和未参与罢工的工人以及当地居民（参见表1）。除一名财务经理外，所有受访者均为农村户籍，反映了劳动力的人口结构。

本研究采用了“叙事访谈”的方法，允许受访者先不受打断地详细讲述事件。根据受访者叙述，采访者针对罢工提出后续问题。对受访工人，关键问题是他们为何选择参加或不参加罢工。对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关键问题则是他们处理罢工的策略和动机。在信息分析阶段，笔者们进行了多次回访，主要以非正式的形式与企业主管和村领导（村干部）等多位受访者进行了交流，以核实信息并帮助理解事件。这一验证过程得以实现，是因为一位作者的家庭来自该社区，且他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期间常驻家中。作为该村集体的一员，该作者对本次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村庄内部的关系性质有充分的预先理解。然而，访谈和数据分析时，笔者们也谨防信息提供者带来的偏见。本研究将来自不同受访者的信息进行了三角验证，避免过度依赖这位本地作者的亲属所提供的信息。各受访者所提供的描述之间的差异，则通过与受访者核实得以澄清和确认。

数据采用手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我们通过确定事件中的参与者、他们的代理角色以及事件中的资源，对研究发现进行了分析和归类。我们识别出了表面和隐藏的动机（纠纷发生的原因）、行动（纠纷中的行为）及权力基础/关系（正式和非正式），如下文中图1、2、3所示。

发现与分析

公司背景

某钢（化名）是一家位于河北省衡水市郊区的私营钢铁厂。衡水市人口约为460万人。该厂成立于2001年，有300多名员工，绝大多数是附近的村民，持农村户口。来自本村的工人大多在30-40岁之间，家中有需要赡养的父母和子女，无法前往外地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附近工业产业就业机会有限，某钢给他们提供了急需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工人虽为农村户口，但他们的工作被归类为城市工业就业，纳入城市就业统计。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身份界限模糊，一方面受公司管理决策控制，另一方面受村庄社会的规范和习俗约束。这种双重身份支撑了工人们在抗议和罢工中的行动选择。

冲突和矛盾的原因

2015年底，一名30多岁的女车间工人在未请假情况下，离厂外出购物。这种短暂的非正式离岗在小型民营企业中颇为常见，只要不影响生产，“一般不构成问题”。她在返回工厂的公路上骑摩托车摔倒，抢救无效身亡。家属和社区认为，某钢对此事故负有责任，因为某钢曾在公路上铺设一层砾石以增强其硬度，方便重型车辆运输。事故后，某钢迅速移除砾石将公路恢复原貌。遇难者家属向某钢索赔未果，村里随后爆发大规模抗议，参与者包括40多名当地居民和约70名某钢工人（大多数也是当地居民），抗议持续约两周，由行政干部和家族族长等社区领袖组织和领导。抗议初期即发生罢工。需要注意的是，工人不只是下班后或请假参加抗议，而是以完全拒绝工作发起罢工的方式，支持村领导发起的抗议。双方皆采取消耗战战略，企业损失生产和订单，而罢工工人没有工资。在村民一方，村社领导需要为参与抗议者提供某些“福利”。双方财力消耗后，都私下以非官方的渠道，转向政府官员寻求支持。期间部分工人因故加入或退出罢工。冲突分为三个阶段（详见表2）。与许多民营企业相似，某钢无工会，乡镇级工会组织亦未参与解决争议（地方政府介入情况见后文）。

某钢在此次冲突中扮演了“无辜”的一方，采取了被动防御的势态（详见表3）。大多数参与此次事件的工人既没有针对公司的不满，也没有争取工作相关权利和利益的诉求。在处理冲突过程中，村社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低调介入。争议最终由政府官员偏向公司一方的非正式干预而结束。事后，某钢以各种借口逐一开除23名参与罢工的工人，且未将罢工用作解雇原因（后文将谈及某钢动用外部力量结束争议的情况）。

这起争议案的复杂性体现在两条并行的主线：一条是基于村社的民事纠纷（村民为遇难者家属寻求赔偿），直接由村民和工人参与；另一条是劳资纠纷（工人罢工以表达对前者的同情和支持）。纠纷的解决是通过政府官员的隐性介入，由行政手段达成，而非通过法律程序。为什么工人、村社当局和地方政府会介入一场表面上与他们关系不大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他们分别采纳了什么策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根据他们对纠纷及解决结果的态度，不同利益相关方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将在本节余下部分探讨这些问题。

某钢面对冲突的策略

村民集体最初采用了私下谈判的策略。谈判团队由村干部和社区家族中备受尊敬的长者领导。当某钢拒绝他们的赔偿诉求时，社区开始动员村民（包括某钢员工）参与冲突，形成了由100多名工人和村民组成的“维权群众”。他们封堵厂门，扰乱生产，并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的4万元提高到40万元。然而，某钢采取的行动让村民大为吃惊。某钢继续采取不合作态度应对抗议，宣布全厂停工并封厂。公司停止生产的直接成本每天远超4万元，因为工人平均日薪为150元，某钢当时雇佣了305名工人。某钢采取强硬立场，最初并未意识到事件会升级至此。公司认为如果同意赔偿，将开启未来各种索赔的闸门，鉴于索赔方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家庭，公司希望这次通过拒绝以震慑未来类似的诉求。值得注意的是，老板来自同一乡镇，但并非遇难工人同村。因此，老板与部分工人在厂外的社交关系中相识，虽无血缘关系，却有一定情谊。作为镇上的成功商人，老板与地方政府当局也关系密切，能够彼此互惠。

证据表明，某钢的强硬立场从长远看对公司有利。首先，某钢在工人眼中的形象非但未受损，反而在事件过后有所提高，厂内工人变得更有集体凝聚力，生产力提高。例如，事件发生前，维修工抱怨加班多，事件后抱怨显著减少，因为他们感觉“老板不容易，老是陷入不该由他负责的麻烦”。偏向老板的感情源于工人每天与老板共事的体验，有些人甚至是老板的老同学。但同时，同村但未参与罢工的工人始终保持中立，尽管封厂导致了自己重大的工资损失，公司也蒙受损失。在熟人社会中，情大于理。

其次，公司不妥协的立场向工人和村民发出强烈信号，即不会屈服于“恶意施压”（即起初要求赔偿，继而动员抗议与罢工，赔偿金额被拒后再度提高）。除了对老板的同情，担忧丧失工作岗位也促使部分工人提高自律和生产效率。这是因为该地区给半熟练工的工厂就业机会有限，很多工人承担着养家的责任，希望在家附近工作而不用离开。事件成为推动变革的催化剂。简而言之，从公司的角度看，此次事件带来的好处似乎是无形且具有长远意义的。

工人的策略：参与方式存在差异

工人在此次事件中的行动逻辑，可以很好地通过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来说明。该理论认为，工人及其家庭越不依赖群体，他们对抗议和罢工就越少参与。在揭示工人的行动和罢工选择时，我们不仅将展示他们的行为，还会指出他们的行为可能对自己产生哪些影响，特别是在围绕人情运作的熟人社会中。具体来说，参与罢工的主要是亲属、邻居或社群成员，参与罢工的好处在于积累人情，这是大多数罢工者自愿或非自愿参与的主要动机。正如一位工人所说：

我和妻子都在这家公司工作，我们住得离村里很近。这事发生时，我家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参与。大家都认为公司事后会报复，找借口开除一些人。我们不能两个人都失业，所以我妻子参加了罢工，因为像这样的大事，还有婚丧嫁娶等事，大家都会看谁来谁不来。来了的人，家里以后有需要时会得到村社的帮助。不来的人，家里需要帮助时则会被冷落。我们父母年纪大了，孩子也快结婚了，这段时间我们不能不参与。（工人1）

通过加入，罢工者表达了自己对村干部及其他村民的忠诚，这种情感纽带加深了村民间的联系。参与者因此获得了一种安全感，相信在遇到困难时能获得村社的支持，并在重要场合（婚丧嫁娶）更有面子（来的人更多）。这是一种情感投资，同时也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如照顾病弱老人、协助举办婚礼和葬礼。家庭与村社关系越好，获得的支持越多。因此，不参与的人可能面临较大成本，具体视家庭在村社的地位而定。在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熟人社会），依赖群体的人无法逃避这种规范。群体的稳定和可持续基于互惠行为的平衡、理所当然的期待以及相互赠与与接受的行为逻辑。

从事后回顾来看，工人参与罢工后付出的代价很明显。前文提到，某钢在事件后解雇了23名罢工工人，他们参与行动的社会动机与经济动机皆比较高（A类参与者，详见图1）。其中有些工人较快找到新工作，另一些则在几个月后仍处于失业状态，承受着因失业导致的经济和心理的双重损失。

那么，工人们是否非常需要村社的帮助，以至于宁愿冒着失去工作及相关福利（如工作满意度）的风险，通过参加罢工表达团结？我们对罢工者的分析表明，工人行动的动机主要由两个因素支撑：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社会动机强调不能改变的血缘关系和地理关系；经济动机指工人对通过血缘和地理关系解决当前和未来问题的依赖程度。基于这两个因素，观察到四种大致分类的“罢工”行为（见图1的四个区域）。

根据图1显示，A类参与者（经济与社会因素动机皆较高）共有23名。最初有7名，后续加入了16名，最终9名坚持到底，其中5名是从抗议一开始就参与的。B类参与者（经济因素动机较高，社会因素动机较低）共7名，3名在开始时加入，只有1名坚持到最后。C类参与者（经济因素动机较低，社会因素动机较高）共20名，5名从一开始参与，4名坚持到最后，其中2名是从一开始就加入的。另有D类参与者（经济与社会因素动机皆较低）3名，在抗议中途加入，没有人坚持到最后。

很明显，那些与村社有密切血缘和地理关系的工人（即A类参与者）非常依赖村社的支持，占四类参与者中比例最高（43.4%）。相比其他类别，他们表现出高度的忠诚和积极性，是公司在冲突中最难对付的群体。相较之下，B类参与者虽然人数较少，但表现出最高的活跃度和最低的忠诚度，只有一人坚持到罢工结束。访谈数据显示，他们是罢工的核心领袖。大部分集体行动最初由他们推动，因为如果赔偿成功，罢工参与者可以分享赔偿款。但随着形势恶化，获胜希望减弱，他们便不再参与。C类工人大致表现出中等的忠诚度和积极性，主要在抗议高峰期象征性参与，隐藏在人群中，情势变化后便退出。然而，他们中有部分工人表现出比B类和D类高的忠诚度和团结性，4人（20%）坚持到最后。这些工人面临两难境地——他们既需要社区又依赖工作。相比之下，D类工人表现出较低的忠诚度和活跃度，最初参加罢工，随后彻底撤出，是公司最容易应对的一组。

那些选择不参与的工人主要是村社“局外人”，不受血缘和地理政治的社会规范约束。他们权衡选择支持公司以保护家庭的利益。厂内一位小组长表示：

我是公司的一个组长，管理几个人。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大家都觉得公司事后会报复。我不能因此丢掉工作。孩子需要钱上大学。我顾不了那么多面子。其他人说什么随他们去吧。我能怎么办，没有双赢的解决方案。（工人2）

有趣的是，还有第三类工人选择了“边缘”立场，通常不愿参与抗议，但在公司管理层不在时会站在厂门口与抗议者一起，表达对抗议和社区的“支持”。

整个冲突期间，工人们明显被夹在所居住的村社和赖以谋生的公司之间。村集体要求工人展现忠诚和团结，这种忠诚有助于在抗议中获得心理优势，更广泛地维持社群。公司则要求工人忠诚守纪，以杜绝未来类似事件的发生。公司采取了强硬手段，通过解雇罢工工人实施惩罚，导致他们失去工资较高且离家较近的工作机会。不参与罢工的工人同样面临高昂代价，因为他们被视为不支持村社的人，不给村干部面子，会在家里需要帮忙时得不到支持。

访谈显示，在工厂门外抗议期间大声喊口号和参与打架的，多数并非工人。如果某钢早就明确表态会解雇所有参与者，工人或许会在村民的谅解下选择不罢工。然而，事后解雇罢工者的行为，向工人发出了真实的“威胁”信号，阻止他们未来参与类似的事件。

村干部的参与动机

村干部是此次事件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也是对村民施加压力督促其参与行动的主力。为什么是这样呢？同一些工人一样，他们也受村社传统规范的约束。他们需要获得村民的认同，以建立自己的声誉和权威。赢得支持和达成效果对他们至关重要，正如一位受访干部所言：

只有真正为村民谋取利益，村民才会接纳和尊重你。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更容易管理村庄。（村干部1）

除了自身利益之外，社区干部的行动选择还由对遇难者家庭的同情驱动，正如村党支部书记所透露的：

遇难者家的遭遇真是不幸。家里的年轻人和老人家以后要如何生活？她家上一代生活艰辛，这一代更是苦不堪言。与她家关系好的村民都会参与帮助，而我作为党支部书记，更应该如此。（村党支部书记）

上述话语展现出家长式的态度，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在熟人社会中，作为社区核心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里长者预见到自己肩负着为遇难家庭讨回公道的责任。对党支部书记及部分参与抗议和罢工的人来说，某钢虽不一定法律上负有责任，但因其财力雄厚，应当给予遇难家庭赔偿，以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这种对社会正义的理解是基于“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逻辑。

简言之，村干部参与其中的原因包括巩固其权力和声望，以及作为道德义务对同胞提供利他式的关怀。他们的行为、参与抗议的工人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展示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当地政府的参与策略：利弊权衡

地方政府介入事件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纠纷规模。为此，他们派遣警察维持秩序，并作为调解者促成和平解决。维稳是国家工作人员衡量政绩的头等大事。在此过程中，关键是当局不能使冲突双方与当局自身产生对立。此前当局对于一些争议事件的处理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结果损害了其自身的社会声誉。因此，地方政府的介入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行为，官员的政治表现和社会声誉都岌岌可危（见图2）。因此，地方政府采取了部分或有限介入的策略，一方面维护政府尊严，另一方面展现对基层的问责。

在制定行动方案时，决策者会理性计算成本，倾向于选择最大化自身利益和／或合理范围内最小化损害的方式（根据什么可以被公众接受）。图2展示了选择行动的理性决策过程。自我利益优先超过部门问责和公共利益的优先，削弱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也越来越导致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负面看法，其错误通过社交媒体被放大，损害整个国家权威，这也是此次政府官员不愿参与的原因。

通过引入外界权力以解决纠纷

关系不仅与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运作相关，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运动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被国家压制和削弱。通过对这场争议各阶段的仔细审视揭示出，关系支撑了争议各方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策略和资源动员。起初，双方都采取了强硬立场。尽管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其目的是通过经济消耗让对方妥协，以便在此次和未来的谈判中占据上风。随着代价不断增加，双方均未能迫使对方让步，最终各自启动政治关系作为争取快速对己方有利解决的最后手段。舞台幕后，这场较量变成了政治权力的争斗：

起初，我们以为这只是件小事，需要通过关系解决。我们以为拖几天就会过去，工人们之后会更听话。但我们没想到事件持续这么久，成本变得更高（不仅是丧失生产力，还有未履行合同导致的赔偿）。所以我们不得不求助，因为别无选择。但这确实奏效了，动用了关系后，麻烦两天内就解决了。（经理2）

这种事通常靠关系解决。我们在县政府有关系，但一般不轻易用，因为不能总麻烦别人，否则以后没人愿意帮忙。我们觉得开口求人帮忙很尴尬，但这次实在挺不过去，所以只能求助我们的关系，看他们能不能帮忙。（一位村干部）

在中国的商业和社会生活中，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记载。尤其在农村和半农村地区，依赖幕后政治干预而非通过法律解决争议是一种普遍做法。然而，双方获取政治资源的途径并不平等。这导致了争议的突然结束。某钢的政治关系基于市政府，而村庄社区的关系则基于县政府，前者高于后者。县政府必须服从于市政府，这种服从有助于给予上级面子，以换取未来的互惠回报。

为什么当事双方在争议开始时没有利用政治资源来更有效地解决争议？这不仅因为双方未能预见到对方的强硬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深知动用政治权力所带来的风险和成本。所有相关方都将政治关系视为绝望时的最后武器：

我们的“头”（村领导）联系了县政府官员。其实要能不打这个招呼最好了，因为这样给公司提供了靶子。最后我们的关系开始替对方讲话。这让我们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退让，因为这次不听我们的关系，未来想求助就难了。（一位村干部）

我们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我们刚反应过来，就发现已经有太多工人参与了。事情一开始很大的时候，找关系求助非常冒险。当时即使求助也未必能得到。他们政府官员也承受巨大压力。即便我们诚意很重，他们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最终，我们不得不请我们的关系跟对方靠关系找的县政府说说话，解决局势。我们的关系不会直接介入基层群众，风险太大……但这样也好，事情解决了，双方都不用亲自出面。（经理1）

村庄社区并不知道的是，某钢早在社区干部联系县级关系之前，就已经通过他们在市政府的关系寻求干预。市政府的关系最初未同意介入，担心激怒基层群众（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风险）。村干部联系县级关系时，并不知道对方已联系更高级的关系，这改变了关系的动态。政府官员不怕处理企业（不会损害名声，因为他们经常被指责偏袒企业），但怕处理群众。这就是县政府官员立即开始与某钢谈判的原因。这一举动使市政府官员有合法理由在幕后介入并施压县政府官员，促使其做出有利于某钢的决策。一旦政府官员代表双方介入，解决纠纷的谈判变得隐蔽，从经济纠纷场所转移到政治权力的较量。这种隐秘交换表现为一种三角控制机制：企业惧怕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惧怕工人（基层群众），工人惧怕企业。

在解决纠纷时，县政府官员首先服从市政府官员的“指示”，然后说服村庄社区撤回赔偿请求，并以将来给予村民优惠待遇作为安抚条件。

讨论

在本研究所描述的案例中，民间纠纷与劳资纠纷同时发生，村社与工作场所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化。本案例展示了工人的双重身份——同时作为村民和企业员工——之间的张力，这导致了不同的行动决策与后果。

在动员方面，这场罢工由村落领袖主导，而并非基于工作场所，因此超越了罢工研究的范畴。通过研究村干部的行为，以及政府官员的非正式介入，而非多数研究关注的官方接入，这项研究将视角扩展到组织和化解罢工的多元参与者身上。

从参与罢工的人群构成可以看出，工人们如何参与行动，是基于他们各自对复杂情况的计算，包括他们的行为可能导致哪些后果。在这里，亲缘关系和邻里关系本身不足以动员村民参加团结行动。与此相反，自身的（物质）利益似乎是工人决定参加罢工的核心因素，甚至对家族内部的工人来说也是如此。

通过使用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概念，我们尝试解释，工人的行为选择如何受到他们对“人情”不同的需求程度的影响。

由于罢工合法化遥遥无期，官僚系统在面对罢工时，往往采用政治手段消解集体行动。，然而，国家官方机构在城市地区对农民工的干预手段，在半农村地区嵌入当地熟人社会的工作场所中可能效果并不显著。因此，考察官方和其它行动方如何利用非正规手段调解在熟人社会内发生的劳资纠纷，将有助于建立对中国罢工现象更全面与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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