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袁泉 “流量生产”与“爱的奉献”:乡村女网红的数字劳动——基于抖音博主“李某贵”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摘 要：乡村女网红作为一种新兴劳动主体,其劳动实践成为探究数字时代性别、劳动、技术与乡村变迁的窗口。本文以抖音博主“李某贵”为个案,分析传统上被视为私域的、无偿的女性关怀劳动,如何在平台经济中被转化为一种高效的流量来源。研究发现,在个体能动、算法规训与受众需求共同作用下,乡村女网红的数字劳动呈现为一种“线上”与“线下”、“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交织且高度性别化与情感性的劳动实践。通过创作者生产“真实”、受众满足“情感代偿”以及平台完成价值捕获,展演“爱的奉献”成为一种高效的流量生产机制。对“李某贵”个案的分析有利于重思数字劳动中的“情感”与“在地性”、建立“三角劳动”与“伦理资本”的分析框架,从而更深入理解乡村女网红特别是纪实关怀型博主在数字劳动中所展现的主体策略、独特的价值创造模式以及面临的“真实性悖论”。

刘欣，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发展。袁泉，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乡村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

一、引言

数字平台深刻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劳动过程、就业形态及组织模式,也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与经济机遇。2025年9月发布的《新时代中国推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实践与成就》白皮书显示,2024年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妇女超过一半,数字贸易、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就业者中妇女约占1/3,数字经济的性别红利不断释放。伴随“数商兴农”“数字乡村”等国家战略推进,一批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内容创作者活跃于短视频平台,成为记录乡土生活、促进地区发展的“她力量”。

在此过程中,以抖音博主“李某贵”为代表的乡村纪实关怀型创作者迅速崛起。他们通过短视频记录呈现乡村生活,在内容叙事上凸显对留守老人、困境儿童等特定群体的善意、帮助和情感关怀,以此获取和积累网络流量。2025年8月,“李某贵”利用自媒体收入组织山村老人前往郑州旅游。记录这一事件的视频两天内获得抖音单平台超过600万点赞,粉丝量迅速突破千万大关,形成了流量生产的“李某贵效应”,也引发全社会关于“流量向善”的广泛讨论。

在流量至上、“万物皆可媒”的数字时代,一位乡村女网红的视频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流量效应和社会关注?从表面看,“李某贵”走红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个人奋斗励志故事,但将其置于数字时代的研究视野,“李某贵”的个案无疑为观察和理解当前中国乡村女性的数字劳动形态提供了重要切口,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挖掘和思考:以“李某贵”为代表的乡村纪实关怀型博主作为“流量生产者”与“爱的奉献者”,经历了怎样的劳动形态塑造与价值实现过程?乡村女性又是如何在平台规训、主流叙事与个体能动性交织下进行主体性建构与价值生产的?

二、文献述评与概念界定

(一)相关研究综述

1.从“剥削”到“展演”:数字劳动的研究转向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劳动、价值与主体性的一系列变革,由此产生的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形态,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数字劳动者究竟是“数字工厂”中被剥削的“数字劳工”,还是在复杂的自我创造与社群建构实践中展现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循此脉络,数字劳动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大批判逐步转向情感性、情境性的微观考察。

数字劳动的理论谱系可追溯至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理论,即受众注意力被商品化。这一理论为理解数字时代的价值攫取机制提供了基础。进入“Web 2.0”时代,用户角色由被动的注意力提供者转变为主动的内容创造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提出“免费劳动”(free labor)概念,指出用户自愿、无偿的内容创造为数字经济提供补充,从而模糊了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此后,无论是艾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产消者”(prosumer)、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的“产消合一”(prosumption),还是阿克塞尔·布伦斯(Axel Bruns)的“生产性使用”(produsage)概念,都揭示了信息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界限的模糊性,以及免费劳动所隐含的剥削色彩。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基于马克思主义剖析数字平台,批判劳动异化,认为用户数据被商品化,社交媒体的“产消者”成为“数字奴隶”,劳动成果构成“数字劳动产消者商品”。随后,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提出“玩工”(playbour)概念,以揭示数字时代即便最具娱乐性的活动也可能被纳入资本的价值增值链条。

数字劳动的剥削逻辑也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共鸣。平台取代工厂成为新的生产场域,算法成为资本进行劳动控制的新形态,实现了更为精细、隐蔽的劳动规训。通过算法推荐、数据监控和游戏化管理等方式,平台将劳资矛盾转移,并让劳动者也参与对自身的管理,从而诱导“自我剥削”,劳动者主动且满怀热情地参与剥削过程,将资本的增殖逻辑转化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叙事。

尽管政治经济学框架揭示了数字劳动的剥削本质,但往往因宏大叙事而忽视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和文化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数字劳动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关注点从“被剥削的客体”转向“劳动中生成的自我”,通过“情绪劳动”“关系劳动”“表演性劳动”等概念,探讨数字劳动如何被管理、感受和体验。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源于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研究,意指为呈现合乎情理的表情而进行自我管理,并有“表层扮演”与“深层扮演”之分。数字时代的“表演”呈现全天候、公私界限模糊和数据化等新特征,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提出的“后台”几乎消失,整个自我都可能成为“前台”的一部分。随后,南希·贝姆(Nancy Baym)提出“关系劳动”(relational labor)概念,指为促进有偿工作而与受众建立并维持联系的日常实践,更侧重沟通行为本身而非情感管理。对社交媒体创作者而言,关系劳动是其工作核心,是将人际联结转化为经济收益的必要途径。国内研究常用“表演性劳动”概括网红、主播的劳动形态,强调其是为观众塑造具有真实性、平凡性和亲密性的“人设”。这种劳动将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情感和关系全部转化为劳动内容。网红通过呈现“真实自我”与粉丝构建信任和准社会关系,这一过程既蕴含自我表达的解放感,也包含为迎合市场而进行的自我规训,通过分享私人生活、营造亲密错觉,将粉丝注意力转化为经济价值。

实际上,将“剥削”与“展演”视为相互排斥的研究路径,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数字劳动的复杂性。平台算法逻辑下的“展演”本身就是“剥削”的核心机制。平台借助算法和市场机制,将劳动者对自我认同、社会联结和意义实现的追求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流量,通过算法和观众反馈构建“情感规则”,奖励高参与度内容,界定何为“受欢迎”的情感表达。粉丝评论与数据反馈构成量化评判体系,迫使劳动者持续揣摩和迎合观众期待。因此,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实践并非游离于平台逻辑之外,而是深度融入其中的生产性活动。这种“剥削”与“展演”融合的劳动形态,正是理解乡村女网红数字劳动的理论出发点。

2.从无偿再生产到关怀、情感:劳动的性别化实践与表达

数字劳动并非性别中立。当女性作为劳动主体,其劳动的过程、内容、形式与价值均会被烙上性别印记。女网红的数字劳动,特别是以情感和关系为核心的展演实践,必须被置于女性主义劳动理论谱系中进行审视。

劳动的性别分工与按性别的劳动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讨论的焦点。对性别化劳动的批判,始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生产/再生产”二元划分的挑战。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指出,资本主义的维系不仅依赖工厂中的生产劳动,更依赖家庭私域中女性承担的大量无偿家务劳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性别正义不仅是女性在生产领域获得平等地位,更要从根本上重估社会再生产的价值,彻底变革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剥削关系。希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指出,烹饪、清洁、育儿等传统上被视为“爱”的表达或女性“天性”的家务劳动,实际承担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劳动的重要角色,但这些繁重劳动的经济价值却常被忽视。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剥削,构成资本主义建立和存续的基础。随后,有学者从被忽视的女性经验中提炼出“关怀”(care)概念,并将其理论化。以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为代表的学者开辟了关怀伦理的研究路径。他们认为,关怀是一种根植于具体人际关系网络、强调相互依赖与责任的道德理念。弗吉尼亚·霍尔德(Virginia Held)进一步提出,“作为社会价值的关怀”超越家庭、友谊等私人领域,成为构建正义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琼·特朗托(Joan Tronto)等也将关怀从个人美德提升至政治层面,作为揭示社会权力、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分析工具。

伴随服务业发展,传统处于私人领域的女性情感照料劳动逐渐进入公共职业领域。“情绪劳动”理论最早揭示了服务业如何将女性管理情绪、提供安慰的能力商品化。情绪劳动具有显著的性别取向,如护理、教育等高度要求情感管理的职业中,女性从业者往往占据绝大多数。在这些领域,情感付出并非仅仅作为工作附属,更是其专业性的核心要素,女性被期望扮演“专业人士”与“关怀提供者”双重角色。数字平台尤其是“网红经济”的兴起,情绪劳动、关怀劳动的商品化进程被推向极致。家庭生活、育儿经验、情感支持等曾属于私人领域的内容,如今被精心编排,转化为可供观看、点赞和消费的数字内容,私人生活成为生产资料和表演舞台。例如,“母婴网红”或“主妇网红”的内容生产完全围绕家庭生活展开,将育儿的辛劳、家务的烦琐,通过精心策划的视觉呈现,转化为令人向往、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方式。从批判视角来看,这些看似提升了家务劳动与母职的可见度及价值感,但美学化的呈现往往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传递出一种不切实际、高度理想化的生活标准。光鲜亮丽的数字内容背后隐藏着大量、双重的“不可见劳动”。

无论是作为家庭中的无偿劳动,还是作为职业场域中的专业技能,“关怀”这一似乎天然附着于女性群体的行为都被证实是深度性别化的劳动实践。特别是数字时代,社交媒体这一“公共屏幕”为女性开辟了劳动新场域,原本发生于家庭或特定职业空间中的女性情感与关怀实践,被大规模记录、展演、传播乃至商品化,为理解乡村女网红的数字劳动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3.延续与转向:乡村女性主体性研究的演进脉络

理解乡村女网红的数字劳动,必须将其置于乡村女性主体性研究的长时段演进脉络之中。学界对乡村女性主体性的考察贯穿中国社会转型的各个阶段,从早期侧重揭示女性在政治参与、地域流动、劳动分工及家庭协商中的主体意识,到新时代关注其身份认同、话语资本、形象呈现等价值重塑,研究者始终关注女性如何在宏大制度环境与复杂权力结构中进行能动性的协商与重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劳动力外流加速,学术界对乡村女性的关注日益增多。虽然乡村女性往往因其农民和性别的双重特征,在经济、家庭等稀缺资源占有和分配中处于弱势,但研究者也关注到,社会转型初期乡村女性已在政治参与、家庭权力及社会角色中展现一定的能动意识。如金一虹通过对女干部、女企业家、女老板和老板娘的个案分析,揭示农村女性如何从“草根”成长为乡村管理者;刘倩对“打工妹”的研究也指出,伴随地域流动与经济地位提升,乡村女性开始在婚姻与家庭中向平等迈进,在性别权力关系的实时议价中展现出一定主体性。

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进,乡村女性的主体性在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中得到更具组织性的体现。在乡村治理中,女性凭借其“柔性治理”与“情感治理”等独特优势,在基层治理向服务化、规范化迈进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任亮亮等人的研究指出,女性村干部通过“生活政治”的实践,通过“重建附近”有效弥合国家治理理性与乡土社会逻辑的张力。在产业发展中,女性被视为参与新兴产业、挑战传统角色的能动主体。她们的创业行为和组织领导力成为研究热点。但同时,女性劳动“可见化”、弹性就业背后的“跷跷板效应”也受到审视和批判,在本质上仍被视为家庭再生产责任倒逼下的妥协,是风险与责任的转移。

数字时代,以短视频、直播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向乡村渗透,也开辟了乡村女性主体性研究的前沿领域。宏观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对女性就业的积极效应,如提升其劳动参与率、收入等。微观研究则聚焦女性“团长”“主播”“博主”等新兴角色,探讨数字劳动如何为女性建构性别主体性。一方面,数字劳动改变了乡村女性的主体状态,使其在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及话语权等方面实现从“隐藏束缚”到“独立自信”、从“家庭依附”到“文化载体”的蜕变,具有积极的赋权效应。另一方面,以经济为主的赋权并不足以改变男性主导的家庭权力结构,网络空间的地位提升也不必然等于现实社会的地位提升,“灶台”作为传统性别分工的象征,依然是规训和压制乡村女性的强大力量。同时,赋权悖论不仅体现在作用有限性,更在于解除旧束缚时,又引入了新的、更为隐蔽的枷锁。例如,方提等人分析乡村女性“变装”视频时指出,其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潜藏着“男性凝视”与“城市凝视”的双重束缚。这些视频的审美标准和叙事逻辑常常迎合乡村外部的观看欲望,无形中削弱了女性自我表达的主体性。栾轶玫等人用“精致压迫”概念分析,指出乡村女性的自我呈现是“他者凝视”“自我偏视”以及“平台短视”共同作用形成的。

乡村女性主体性的研究脉络,不仅反映出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也体现出研究议题的不断延续与深化。数字技术不断向乡村渗透,则为女性主体性实践开启了新的媒介化转向。这种转向不仅赋予乡村女性新的能动空间,也带来了数字规训、伦理审视、角色困境等前所未有的主体性挑战。乡村女性在数字平台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但这种可见性是有代价的,她们必须将自我置于新的、更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中。平台、算法、市场、消费者以及乡土社会,构成乡村女网红获得可见性的同时又必须面对的复杂结构和场景。

4.既有研究的局限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从结构性批判到微观展演,数字劳动研究日益关注网红的主体能动性,为理解乡村女网红的内容创作与形象塑造提供了理论工具;女性主义劳动理论谱系从“生产/再生产”二元划分发展到关怀伦理的商品化,为研究乡村女网红如何利用(或被利用)其性别特质提供了重要分析视角;从改革初期到数字时代,中国乡村女性主体性的研究变迁则为乡村女网红研究提供了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脉络。总之,既有研究为理解乡村女网红的数字劳动提供了丰富理论资源,但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区隔,特别是在“性别—平台—在地性”的交织地带存在明显的解释断裂。

性别维度上,既有研究关注女性在数字空间的审美呈现或消费主义表征,忽视了乡村女性作为传统“照顾者”所承担的非正式关怀劳动如何通过技术中介转化为数字资本。这种植根于性别分工的“关怀”,在数字劳动研究中往往被泛化的劳动者身份所遮蔽。平台维度上,既有研究侧重算法对劳动者的规训或资本对数据的攫取,但尚未进一步探究平台、算法如何捕获、编码并导向网红生活纪实中的关怀叙事,存在伦理捕获机制的解释盲区。在地性维度上,大量研究往往将乡村视为网红表演的“背景板”或“舞台”,而忽视乡村具体伦理逻辑、熟人社会属性对数字劳动的反向形塑。“在地性”不应仅仅视为地理坐标,也可能是参与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即探讨在乡村“在地性”伦理场域中,女性如何通过“爱的奉献”(以关怀为底色的性别化情感实践),在平台、算法驱动下完成“流量生产”(价值实现),从而进一步揭示数字时代乡村女性劳动实践的新形态及其背后复杂的性别政治与价值重构过程。

(二)概念厘清与界定

本研究涉及“数字劳动”“表演性劳动”“关怀劳动”“情绪劳动”“情感劳动”等多个劳动范畴,这些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乡村女网红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形态。

“数字劳动”是本文讨论的核心概念与理论背景,指平台资本逻辑下,劳动者通过内容生产、社交互动产生数据,并被算法捕获价值的过程。对网红而言,其日常生活呈现一旦成为平台视频内容,便被纳入“注意力捕获—流量变现”的生产环节。“表演性劳动”是本研究中网红数字劳动的具体呈现方式,强调劳动者通过镜头语言、叙事剪辑、特定符号等对乡村日常生活进行策略性展演,其成果是生产符合受众期待的“本真性”。“关怀劳动”植根于女性主义,指发生在传统私域中、无偿的、旨在维护他人生命与福祉的活动。在本研究中,关怀劳动构成网红数字劳动的实体内容。“情绪劳动”“情感劳动”则可视为关怀劳动的情感延伸,涉及网红对自身及受众关系的管理。在数字场域,情绪劳动侧重对内的自我规训,是网红对自我情绪的“管理”,情感劳动则侧重对外的价值生产,表现为网红通过关怀姿态,唤起粉丝的乡愁、共情与道德崇高感。可以说,“数字劳动”提供价值生产的平台基础;“表演性劳动”是数字劳动的实现手段,是其在媒介化空间的呈现逻辑;关怀劳动与情绪劳动、情感劳动则是女性数字劳动的特质,关怀劳动侧重具体行为,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更侧重情绪管理与关系联结。因此,在对乡村女网红数字劳动的考察中,这些实际呈现出从宏观生产逻辑到微观实践形态的递进。

基于此,本研究所提出的“爱的奉献”,并非仅仅是一个文学化表达,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范畴,特指乡村女网红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将传统乡村关怀伦理与平台注意力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叙事策略与情感实践,是一种以关怀为内容、以亲密关系为媒介、以流量变现为目标的劳动模式。同时在本研究中,“爱的奉献”的叙事策略和情感实践又具有三重维度:在伦理维度,它以非营利、利他为特征,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数字劳动的工具性目的;在空间维度,它将原本发生在家庭或村落内部的私域关怀,通过短视频转化为公域可见的视觉消费品;在性别维度,它迎合了社会对女性“照顾者”和“奉献者”的性别期待,并将其转化为数字市场的伦理资本。总之,本研究旨在通过将传统女性的“爱的奉献”置于“流量生产”的逻辑之下,透视平台算法如何“捕获”并重新编码女性关怀实践的数字价值。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选择

(一)研究方法

网络民族志是传统民族志在数字场域的延伸,旨在通过考察计算机中介下的社交互动,透视数字社群及其文化逻辑。作为一种质性研究工具,其强调研究者作为观察者与诠释者,沉浸于特定的数字场域,通过收集和分析该场域中成员的互动行为与生成文本(即数字痕迹),来深度理解特定网络社群的文化规范、互动模式、价值观念及意义建构过程。本研究的核心目标,就是对数字社群(包括网红及其粉丝)的内部话语和实践进行分析。视频发布、内容生产、粉丝互动等案例实践完全发生于线上空间,抖音平台不仅完整保存了视频发布的实践文本,也实时且大规模真实记录了每一次视频发布后受众的互动、阐释与情感反应。加之由于网红的特殊身份与关注度,传统田野研究方法在实际操作中面临一定的进入壁垒。因此,网络民族志成为最适切的研究方法。

(二)个案选择

本研究的对象“李某贵”是抖音平台一位拥有千万级粉丝的乡村网络红人。自2021年10月起,“李某贵”开始在抖音等平台分享记录日常生活。截至2025年9月,该账号共发布168个视频,内容主要围绕家庭和乡村日常生活,包括手工改造、摆摊卖菜、为老人拍照、下乡卖货等多个主题。特别是2024年11月以来,其发布的有关乡村卖货的系列视频,通过展示乡村真实场景,以及与山村老人的亲切互动,在评论区引发大量互动和讨论,并在抖音单平台获得千万级粉丝与近亿次点赞,成为近年来乡村内容领域极具代表性的创作者。

本研究选取抖音博主“李某贵”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源于其影响力,更在于其作为理论分析案例的典型性。在实践层面,乡村纪实关怀型创作者在短视频平台分类体系中通常被纳入“乡村纪实”或“记录生活”范畴,《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常以“正能量乡村记录者”等标签命名。这类短视频博主往往采用非虚构纪实方式,记录他们在乡村场域对弱势群体进行利他性关怀过程,如“康仔农人”“河北《一佳》”“村支书强强”等博主,视频切入点虽有所差异,但内容均以利他性的乡村公益或伦理实践为主。“李某贵”在创作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差异化特征,如拒绝乡村短视频常见的“卖惨”或“审丑”套路,选择节奏舒缓、内容平实的“长视频”叙事等,但这些对极端叙事的拒绝,恰恰也使研究能够更纯粹地观察乡村女性如何将传统关怀劳动转化为数字资本。同时,其“本真性”追求,也是所有纪实类博主在算法空间必须面对的命题。

在研究层面,“李某贵”的个案展示了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普遍性议题,如数字劳动的性别议题、“关怀经济”的价值捕获、“真实性悖论”的深度博弈、乡村“在地性”的影响,以及创作者与关怀对象、粉丝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李某贵”以其身份特点书写了数字时代乡村女性主体的性别化叙事,其视频完整记录了线下实体性关怀劳动向线上伦理资本转化的全过程,为研究“关怀如何变现”提供了观察样本;而她在维持纯朴人设与回应商业化质疑之间的挣扎,也反映出数字劳动者在工具理性与情感逻辑之间的主体困境;植根于乡土情境的互动和展演,则深度揭示了乡土“在地性”如何被平台算法捕获并资本化。同时,“李某贵”的个案不仅再现了传统意义劳动者、平台与粉丝受众的互动关系,也包含了劳动者与关怀对象、粉丝之间的三角劳动关系,这种多重互动为理解数字劳动的复杂性提供了切入点。这些也是本研究选取“李某贵”作为个案的原因所在。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的田野场域是“李某贵”的抖音账号及其评论区,所有数据收集、处理与分析,均服务于网络民族志框架下的观察与诠释。其中数据收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以短视频和评论为主的田野数据。笔者自2024年10月,以粉丝身份关注其抖音账号,日常观看其短视频和评论区互动内容。同时,为更好地考察其与粉丝的互动,笔者申请加入粉丝群,“潜水”观察其群内成员的聊天互动。研究过程中,通过抖音直播数据分析监测云平台,下载提取其2021年10月27日至2025年8月30日期间发布的166个短视频。基于对“李某贵”年度数据的分析,发现其91%的粉丝积累与互动峰值均集中在2025年4月以后,为确保研究样本的高伦理密度与传播实时性,规避数字空间的异步评价干扰,本研究主要选取该时期以后点赞量超200万的视频作为核心分析语料,共收集15个高赞视频的粉丝评论3955条(约10万字)。同时,借助讯飞语音以及灰豚数据平台的文案提取功能,对15个高赞视频进行了文本化,形成约8万字的材料。二是以媒体报道为主的补充资料。为构建更全面的案例背景,笔者收集了大量关于“李某贵”的公开报道和深度评论(约2万字)。此外,为弥补线下访谈的缺憾,笔者对另一位女性短视频博主A(粉丝量56万,同时担任“三农”领域短视频培训师)进行了线上访谈,以补充研究中的主体视角。

“李某贵”抖音视频内容图谱见表1。

表1 “李某贵”抖音视频内容图谱

具体研究主要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第一步,通过探索性数据分析,对“李某贵”抖音账号发布的短视频进行内容分析。对其粉丝受众进行画像,对评论文本进行描述性统计、情感分析、关键词提取、表情包分析等,旨在从总体上把握该数字场域的基本特征。第二步,进行质性编码与文本分析。结合研究问题,参考探索分析阶段的关键词发现,建立初步编码簿。随后采用人工审阅与自动化辅助编码相结合方式,对评论样本进行编码。第三步,进行关联分析与深化研究。通过统计编码频率,识别编码间内在模式,并结合不同维度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关联诠释及多源数据印证,将基于评论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媒体报道、社会反响进行对比和印证,以增加研究的厚度与可信度。

评论文本内容编码体系框架见表2。

表2 评论文本内容编码体系框架

四、“流量生产”:个体、算法与社会共舞下的媒介实践

不管是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还是用“表演性劳动”来概括和表征数字劳动的形态和过程,其本质都是劳动者基于数字平台生产内容,将观众注意力转化为流量与资本。可以说,以流量生产为目的的数字劳动,是平台算法、劳动者以及大众审美和社会价值观主导下的共创行动。对“李某贵”走红现象的解释,应超越“一股清流”的简单化标签,洞察其背后自觉或非自觉的媒介实践与劳动过程。

(一)从“拍她”到“她拍”:视频创作的内容与策略转型

基于对“李某贵”账号的纵向分析,可以发现其视频创作的阶段性转型。即从指向自我记录的“拍她”到以己为主、主动建构社群关怀的“她拍”,这一过程也从根本上反映出数字劳动者在内容市场不断探索、定位的实践轨迹。

1.“拍她”:都市忧伤的形象建构与内容展演

在短视频创作初期,“李某贵”的作品多为15—20秒的短片。内容主要是个体化的情感表达,如孤独、遗憾、对爱情的思考、选择的迷茫等,呈现出显著的都市忧伤、文艺风格。在视觉呈现上,镜头语言也具有距离感和神秘感。视频以他人跟拍为主,“她”多以侧面或背面出镜,避免与观众直接的眼神交流。文案基本是网络流行语、人生哲学或文学引语,在内容呈现上并未加入字幕、原声等。如2021年11月16日的视频,她引用《次第花开》的句子,“有的人居无定所,过着安宁的日子;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终身逃亡……”,画面是其在城市街头看橱窗,营造出一种与都市格格不入的疏离感。正如粉丝在评论中总结的,这一时期的她“妆容精致气质好,但感觉比较抑郁,有淡淡的忧伤”。然而,从叙事功能的角度看,这一阶段也成为后期“重生故事”不可或缺的前史,即塑造一个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感到迷失、不完整、渴望改变的人物形象,为后续戏剧性转变埋下伏笔,同时也制造出观众期待其“破茧成蝶”的叙事张力。

2.“她拍”:“向阳而生”与“向下扎根”的故事书写

2021年11月开始,“李某贵”的视频创作出现明显变化。其拍摄镜头逐渐从作者本人延伸到家庭、乡村,主题也更多围绕家庭日常、乡村生活展开。视频里的“她”,开始从被动、忧郁的观察者,转变为主动、积极的劳动者。2022年12月25日发布的一则视频,被粉丝定义为“李某贵”更换赛道、重生的转折点,“从这一集开始放下了城市的烟火气,开始走上了朴实的乡村生活”。这个时长31秒、内容为“做煎饼、送给邻居”的视频,首次加入了原声对话。此后,“李某贵”的内容生产进入稳定且高度聚焦主题的阶段。其叙事紧紧围绕摆摊卖菜、帮爷爷卖桃、下乡卖货等主题,记录作为一名小商贩的日常劳作过程,如批发蔬菜、摆摊叫卖、计算收益等。视频文案也逐渐个人化、日常化,从以往公共智慧的分享,变成了私人日记式的表达。例如,“今天挣的虽然没有昨天多,胎也扎破了,但是遇到了好几个好心的人”。这种转变也将潜在的苦难叙事成功转化为励志叙事与美德叙事,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同时,视频中大量出现她与爷爷、父亲、留守老人的温情互动,例如“教爸爸骑电动车”“带爷爷去南方旅行”,以及卖货过程中与老人聊天、拍照,她也被观众塑造为一个为留守老人带来便利和情感慰藉的使者。有观众评论“某贵开始卖货真的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的,结果卖着卖着就成了村里老人们的期盼了”,再次说明这一叙事转型的成功。

从“拍她”到“她拍”,“李某贵”在内容创作过程中逐渐将镜头对准自己的日常劳动过程,从而跳出了一般女性博主“记录家庭生活”的普遍范式,摸索并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创作赛道——下乡卖货。这种从“思”到“行”的转变,也是经典英雄叙事的核心母题,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情感投入和身份认同。观众不再仅仅是观看博主零散的生活片段,而是在见证角色的成长与蜕变,形成“养成系”的观看体验。而融合乡村纪实、代际关怀、乡土人情以及对纯粹商业逻辑反思等多个主题的视频内容,逐渐聚焦个体“向阳而生”与“向下扎根”的故事书写,也构成了难以复制、具有高度情感壁垒的内容生态,这些不仅使其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粉丝,也获得了较高的用户黏性。

(二)从“短视频”到“长视频”:算法逻辑的迎合与挑战

平台不仅是创作者内容展示的渠道,也是一套能动的、具有表演性的装置,通过算法、界面设计与互动机制“让用户表演”。算法执行相应的审查与激励规则,直接决定了内容的可见度、传播范围。相应地,用户也通过流式传输、更新、捕获、上传、链接、分享等操作“让技术进行表演”。“李某贵”的数字劳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时刻处于平台算法这一“隐形老板”的规训之下。

1.“五脏俱全”的“短视频”:为算法定制产品

一个爆红的短视频并不是偶然的,背后往往包含了数字劳动者对平台算法、用户心理以及内容趋势的深刻理解。根据TikTok(抖音国际版)官方商业指南,视频前3秒到6秒至关重要,要能迅速激发用户情绪、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展示新奇特别的内容或体现强烈的“人设”特征;还要确保画质清晰、节奏明快;并通过“槽点”与评论、引导性提问等增强观众互动,从而实现高完播率、高互动率的“爆款”指标。

为了在流量竞争中脱颖而出,“李某贵”的内容创作也经历了显著的、以迎合算法为导向的包装和演变。特别是进入转型期后,其视频除显著的主题、内容转变外,在呈现上也加入了清晰完整的封面、文案、字幕、背景音乐以及话题标签,并大量使用原声、第一人称叙述及真实对话。同时,为了优化观看时长与用户黏性,采用“第×集”的系列化策略,鼓励用户“追剧式”观看。“批发了500斤的菜,看看能赚多少钱”“在农村卖货,一天能赚多少钱”,大量悬念式、结果导向的标题应用,将劳动过程包装成一场充满不确定的“创业真人秀”。视频通过设置信息缺口,激发观众好奇心,吸引其完整观看以获取最终答案(即当日盈利),这也进一步提升了视频完播率。此外,在广告植入上,与生硬“口播”或“贴片”广告不同,“李某贵”将商业信息嵌入其“本真”叙事。例如,推广“爱玛电动车”的视频,被整合在“第一次带家人拍全家福、逛街吃饭”的温情叙事中。广告内容与叙事主题紧密结合,从而将商业推广从对叙事的“打扰”转变为叙事的一部分,消费行为本身也成为其“努力生活”人设的延伸,最大限度降低观众的反感。

2.拒绝卖惨与“流水账”输出:表象的悖逆与内核的深契

虽然“李某贵”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学习并迎合平台算法,但其内容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挑战了短视频平台“短、平、快”的传统流量逻辑。一方面,“李某贵”明确拒绝将原生家庭的“苦难”作为流量捷径,这种“反速食”的鲜明姿态,颠覆了乡村叙事中女网红博取同情的常见范式。在此之前,同为拍摄乡村生活的女性博主“麦小登”“小英一家”等,均是通过苦难家庭生活展演而获得巨大流量。另一方面,在视频呈现上,为迎合用户碎片化的消费习惯,绝大多数创作者都将内容压缩在1—3分钟,而“李某贵”爆火期的视频时长普遍超过10分钟,有的甚至长达20分钟。这种长时段的“深描”与平台快节奏形成鲜明对比。在叙事节奏上,与追求强刺激、高反转的“爽”内容不同,“李某贵”也摒弃戏剧化冲突与强情绪引导,采用白描式纪实风格,呈现近乎流水账的平缓与真实。在商业化上,面对流量暴涨,她也保持高度审慎,一度婉拒多家知名企业的合作邀请,并控制广告植入的频率和方式,这与平台鼓励创作者高频更新、加速商业化的导向也存在一定张力。

算法并非仅是追求点击率等表层刺激信号的简单机器,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寻求高价值用户行为,并与社会价值对齐的系统。“李某贵”创作过程中表象的算法“悖逆”,恰恰满足了其追求完播率与高互动率的核心指标。看似冒险的长视频凭借其真实、质朴的情感内核获得极高的完播率。大量评论反映,观众对其内容“不舍得快进”。同时,平台算法高度青睐能催生深度互动的内容。“李某贵”的视频超越了点赞、评论等浅层互动,其评论区演变为一个承载真实社会关系与情感需求的“线上委托站”。无数观众通过其视频“云探望”家乡父母,留言委托其传递关怀。这种强情感、高黏性的互动,将线上流量有效沉淀为具有归属感的社群资产,大大提升了平台互动率。此外,视频中善良、坚韧与孝老爱亲等元素,也构成最优质的“正能量”内容,满足监管对平台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要求。

从“短视频”到“长视频”,“李某贵”的流量之路并非简单的线性迎合,而是与算法动态博弈并实现“价值共谋”的过程。从早期的文艺独白到后期的关怀叙事,本身就是其在平台规则中不断试错、学习并掌握深层逻辑的体现。看似“反流量”的胜利,实际也是对算法深层逻辑的精准洞察与满足。

(三)从“卖货”到“陪伴”:超越经济交换的价值生产

“李某贵”的数字劳动,在根本上源于“挣钱”与“卖东西”的朴素生存需求。这也与既有研究中有关“粉丝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分析相一致,即劳动者通过数字内容的生产换取经济回报。然而,乡村女性身份及劳动场域的特殊性,也使其劳动实践在与乡村“在地性”的真实互动中发生变化,演变为一场超越经济理性的价值生产。

1.下乡卖货:多重劳动交织的生存实践

与城市博主“去地化”的内容生产不同,乡村网红的数字劳动往往具有“复合性”与“交织性”特征。她们的劳动不是单一的数字劳动,呈现出“线上”与“线下”劳动深度交织、生产性与再生产性劳动复杂融合、“在地性”“社会嵌入性”凸显,以及情感劳动的“中心化”和“性别化”。

作为纪实关怀型博主,“李某贵”的劳动实践深深嵌入真实的乡村地理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表现为“线上”与“线下”劳动的深度捆绑。在线下,包含田间劳作、市场售卖等传统体力和生产性劳动,以及洗衣做饭、照顾家人等无偿的再生产性劳动;在线上,则表现为拍摄、剪辑视频,粉丝互动、算法迎合等标准的数字劳动。特别是下乡卖货,集中体现了其多重劳动交织的特征。她需要驾车完成物资采购、运输,在各个村庄间的搬运、分发。这种体力劳动也被数字劳动全程媒介化,卖货过程也是内容生产过程。镜头的介入,意味着她必须在搬运、交谈、算账的同时,完成对场景的记录及对故事的捕捉,进而通过剪辑、上传等烦琐的数字实践转化为可供线上消费的“纪实内容”。

同时,体力劳动、再生产性的情感关怀与数字劳动交织下的复合劳动形态,又深植于传统性别分工与性别期待之中。一方面,体力劳动被塑造为乡村女性“坚韧与勤劳”的本真性证明。在传统乡村性别叙事中,女性常被赋予“家庭支撑者”“吃苦耐劳”等道德期待。“李某贵”下乡卖货的体力劳作,在数字场域被转化为“非表演性”的真实感,也契合了大众对乡村女性“质朴、坚韧”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李某贵”对留守老人嘘寒问暖、热心帮助,甚至组织旅行,本质上也是传统乡村社会女性无偿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显影,视频中的情感关怀成为女性天然“照顾者”角色的数字延伸。社会对女性作为“关怀者”和“伦理维护者”的性别期待,使得这种“爱的奉献”显得自然且神圣。而通过平台进行的叙事建构和流量经营,专业的数字劳动往往被掩盖于女性自发行为的表象之下。

2.陪伴:情感互惠的价值生产

随着下乡卖货持续发生,“李某贵”视频中的经济交换行为逐渐退居次要,转而成为介入老人日常生活、提供陪伴服务的合理化载体。其在劳动实践中提供的诸多帮助,如免费拍照、代打电话、赠送衣物等,均是溢出商业交换逻辑之外的无偿劳动。这不仅是为建构粉丝亲密感而进行的“表演”,也是嵌入真实社会关系的在地化行动。而超越经济理性的关怀投入,也打破了传统“商贩—顾客”的单一交换关系,催生了爱与善意双向奔赴的情感互惠。山村老人的回应同样超越商业脚本,他们主动回赠农产品、热情挽留吃饭、表达对其“不挣钱”的担忧。正是在这种持续互惠互动中,“李某贵”的身份角色也被重新定义,从商贩转变为被地方社会关系所接纳的“家人”“朋友”。

与此同时,这种基于关爱、陪伴生成的情感互惠实践,也促使“李某贵”个人经历了从“生存”到“意义”的心路转变。正如其坦言,最初的动机是“赚钱养家”,但与老人的深度互动重塑了她的价值标尺。“人生更有意义的是你传递出来的价值”,这种价值“比我赚钱更让我觉得富足”,“我被她们的善良感动,也希望她们的善良被看见”。从基于生计需求的生存实践,到劳动过程中催生的关怀实践,可以说,“李某贵”及其视频生产的价值已经远非卖货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而是在情感互惠中生成的社会价值,以及劳动主体从追求“经济富足”到实现“精神富足”的意义生产。

总之,“李某贵”的流量生产,是一场个体能动性、算法逻辑与社会价值引导下不断生产、协商的复杂媒介实践。在此过程中,“李某贵”完成了从“拍她”到“她拍”的叙事转型,从“短视频”到“长视频”的算法逆行,并在与老人的情感互惠中完成了“价值富足”的意义生产与主体性建构,虽然这种主体性成长是在算法激励、引导与规训的框架内发生。我们或许难以断言,这场“从赚钱到追求意义”的心路历程,是纯粹的内在觉醒,还是一种被算法筛选出的、更高级的“表演性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善良、陪伴等关怀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被验证为高效的、符合主流价值和算法安全逻辑的流量密码。当“爱的奉献”被算法识别、放大并最终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时,其本身也已成为一种流量生产机制。

五、解构“爱的奉献”:“关怀”何以生产流量

如前所述,“李某贵”的流量生产并非个体“逆行”的胜利,而是个体能动、算法规训与社会价值三方共舞的媒介实践。其通过内容策略的转型、对算法逻辑的深度迎合以及劳动实践的升维,实现了数字劳动的生产目标。然而,这种以关怀为底色的“爱的奉献”为何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关怀”何以在数字时代被算法精准识别并放大为巨大流量?

(一)从在地实践到情感围观:作为媒介内容的“关怀”展演

在平台经济中,个体情感可以被管理、生产并作为商品出售,而在“李某贵”个案中,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复杂。她并未直接出售面向粉丝的情感服务,而是通过将“关怀”这一传统上无偿的、发生在私域的在地实践进行媒介化展演,使其转化为一种可供公开围观的数字内容,从而建构了“爱的奉献”生产巨大流量的前提和基础。

关怀本身是私域性的、即时性的概念范畴。数字化时代,私人善举一旦被镜头记录和发布,就被赋予公共属性和商品价值。通过视频账号的媒介化,“李某贵”将在地的关怀实践转化成了可供消费的“情感奇观”。在视频中,她的“万能小货车”穿梭于太行山区,为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提供生活必需品。通过低价、免费品尝、赠送、抹零等种种超越经济理性的行为,“李某贵”卖货已然超越纯粹的商业逻辑,她甚至用自媒体赚的钱回馈乡邻,组织老人旅游。“李某贵”视频中包含了大量非物质的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免费拍照、代打电话、关心留守儿童,甚至用自己的袖子给老人擦口水等,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她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以时间和情感为投入的照护者角色。与此同时,这种关怀展演还在于其“去表演化”的真实感。视频中她“不加修饰的面庞”、嘈杂的方言与聊天互动,一再被观众盛赞为“真实”“不做作”。这种刻意去戏剧化的手法,却在媒介实践中生产了一种“表演性真实”。它剔除表演痕迹,使“关怀”显得发自内心,从而使其作为情感奇观的冲击力和可信度达到最大化。

记录和传播行为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将一次性的线下帮助转化为可被反复观看、持续产生情感效应的线上内容,为屏幕前的消费者提供心理慰藉和情感共鸣,这是情感资本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内在逻辑。评论区的反馈表明,观众所消费的不仅是关怀行为本身,更是这一行为被“看见”后带来的情感价值。“干着平凡的事情,却温暖着大家的心,真诚才是最伟大的财富”,“李某贵”将关怀实践置入流量生产循环,使其成为一种可以持续生产的内容资源。

(二)从“云思乡”到“云认亲”:作为情感代偿的“关怀”叙事

“关怀”的媒介化、商品化是数字劳动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与观众建立的情感联结,则是流量生产的核心。与一般网红与粉丝间的“弱联结”不同,“李某贵”与观众之间展示了一种更具可持续性和互惠性的“社群性情感”模式。这种基于情感投射、认同、代偿的情感联结,远比基于兴趣或娱乐的联结更为稳固,也为其带来更高的粉丝黏性和信任度。

“关怀”叙事满足了受众“云思乡”的情感需求。无滤镜、无脚本的纪实风格,精准击中了观众对乡村生活“真实感”和“淳朴乡情”的强烈渴望。观众观看的不仅是一个博主的日常,更是在消费一种关于“家”和“亲情”的想象,以弥补快节奏都市生活所缺失的情感慰藉。评论区称其为“抖音最初的模样”,让人“看到了人情味满满的家乡”。同时,观众观看视频时,会将视频中的老人投射为父老乡亲,将“李某贵”投射为理想的女儿或家人,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当“河南人大型认亲现场”成为评论区独特景观时,情感代偿便从个体行为升级为集体仪式,“李某贵”及其视频成为连接远方游子与家乡亲人的情感中介。且“云认亲”不仅停留在观看层面,还发展为实际互动。有网友看到亲人在视频中出现,会委托“李某贵”捎话、寄送物品,使其进一步被赋予了“替代在外孩子尽孝”的情感代偿功能。此外,视频中的情感流动并非单向。“李某贵”为老人提供物质便利和精神陪伴,老人也向其展示纯粹的善意和关怀。通过视频记录,线上观众成为这一温馨场景的“见证者”。他们被质朴的人际关系所打动,进而通过点赞、评论和推荐等方式,加入这一正向情感循环当中,成为意义的主动生产者。如评论区观众反复使用“感动”“流泪”“治愈”等情感性词汇,将个人情感转化为社群共享的情感联结。

(三)从“数字新农人”到抖音正能量:作为平台资产的“关怀”捕获

算法往往是“价值负载”的,其设计、编码和运行逻辑中必然嵌入创造者的价值观和目标。在商业平台,这种核心价值就是“捕获最高价值的流量”。而“关怀”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流量,源于其在数据指标、意识形态以及商业价值等层面,都为平台提供了优质资产。

最大化用户时长及增强用户黏性是算法的首要目标。“李某贵”流水账式的长视频本身是反算法逻辑的,但由于“关怀”叙事的治愈性和真实感,使得观众“不舍得快进”。评论区所形成的“云认亲”“文言文小传”以及“小作文”等,在算法看来是用户高密度、高原创性、高情感卷入的生成式文本。这种互动所形成的情感共振,远优于同质化的“点赞”“刷屏”,成为构建高黏性社群的最佳指标。同时,算法不仅是分发机器,更是“价值观筛选器”。“关怀”叙事契合了平台“安全”“合规”的治理需求。一方面,“关怀老人”“善良”“孝道”等主题,是绝对品牌安全的内容;另一方面,这类内容也符合国家“清朗”行动以及弘扬正能量的主流价值导向。流量生产的最终目的指向商业变现,而在所有流量中,信任是转化率最高的资产。“关怀”叙事通过“真实展演”和“情感代偿”,与粉丝建立起超越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结,从而带来极高的信任度。这种高信任度的情感资本则是带货的基础。粉丝购买“李某贵”推荐的商品,不仅是购买商品,更是在支持其“善良”事业。在此意义上,平台“捕获”的不仅是正能量的意识形态价值,更是一种高转化率的商业资产。总之,“关怀”作为高价值的互动指标、正能量的意识形态以及高信任的商业资产,满足了算法的数据逻辑、平台治理的安全逻辑以及商业的变现逻辑。算法通过捕获“关怀”,将“李某贵”从“数字新农人”打造为抖音正能量标杆,从而进一步将“爱的奉献”流量化、资产化。

总之,“李某贵”之所以能在数字时代收获巨大流量,并非一次偶然的道德胜利,而是一场由个体展演、受众代偿与平台捕获三方共同作用,将“关怀”资产化为流量的数字实践。

六、结论与讨论

(一)性别化的数字劳动:“爱的奉献”何以成为女性流量配方

伴随平台经济深入发展,社会对女性的传统性别期待也被带入数字场域,并被算法和市场逻辑所强化。乡村女网红的数字劳动,不仅是传统数字劳动理论所阐释的价值创造过程,更是一种深度性别化与情感性交织的关怀实践。“李某贵”的走红即是当前数字时代女性劳动模式和性别角色的深刻映照。

在本研究中,“李某贵”通过短视频创作,将原本就高度性别化的情感劳动和关怀实践,从私域的在地实践转化为屏幕前的“关怀展演”,进而成为可供平台资本攫取的数据流量。一方面,劳动者帮助他人的行为被镜头捕获,并作为内容商品进行生产和传播。观众则被这种充满“爱的奉献”的关怀实践所感动,从而产生共鸣和信任,并进一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互动行为,将这些情感联结转化为可量化的平台数据,最终形成可用于商业变现的“流量”。另一方面,观众的性别期待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劳动者的创作内容。在数字劳动场域,“爱的奉献”之所以能成为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的流量配方,源于其将传统社会对女性承担再生产劳动的性别期待成功媒介化和商品化。这种配方之所以高效,不仅在于其契合社会对“善良”“贴心”“温暖”等女性的性别想象,也以其“安全性”实现对主流价值观的顺应与契合。因此,当乡村女网红将“爱的奉献”作为内容生产时,实际选择了一条容易被观众和算法平台所“理解”和“嘉许”的路径。

乡村网红的流量生产并非单一模式,但总体上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如前期走红的男网红“张同学”,其内容叙事凸显“东北老铁”与“乡愁记忆”,视频中的劳动也以体力和技术劳动为主,人设更偏向“新农人”“创业者”形象。而乡村女网红的内容叙事似乎很难离开美食烹饪、亲子日常、婆媳关系、手工改造等传统性别分工中的女性素材,以“田园牧歌”“传统技艺”唯美呈现而走红的“李子柒”,依然被设定为“古风、美食、仙气、技艺”等传统女性形象。这种差异并非偶然,反映出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在数字空间的再生产与强化。男网红的成功叙事往往与“创业”“技术”“乡愁”“公益”等宏大叙事相关,其劳动被定义为“创造性”“技术性”的;而女网红则更多与“美”“家庭”“情感”“关怀”等性别化特质绑定。具体到同为纪实关怀型的抖音博主“村支书强强”“康仔农人”等,受众也更倾向将他们定位为“乡村守望者”“新农人带头人”等,与“李某贵”为代表的女网红相比,这种身份角色是向外的,具有公共属性,他们的关怀行为也更多被解读为“社会责任感”或“兄弟/邻里情谊”,而非像“李某贵”一样被自然化为私域的“道德本分”。且这种传统上被期待“搞事业”的角色分工,也使得他们在商业变现过程中更易受到观众的理解和宽容。

尽管数字平台为乡村女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并未完全颠覆传统社会的性别权力结构,反而可能通过算法规则和受众期待,将这些结构内化为新的“流量配方”,使得女性的数字劳动更容易被类型化和商品化。特别是城乡二元语境下,乡村女性往往容易被置于被检阅、被观看的位置。为迎合观众猎奇心理,部分女博主会刻意使用“农村女孩”“留守女性”等标签,甚至使用“有人愿意娶农村女孩吗”“我们农村女孩只会干活”等话语,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对自身群体的认知定位。这种内化和迎合不仅强化了刻板印象,也使其主体性被异化或消解,成为为市场和观众期待而表演的“商品化自我”。

因此,当数字平台将传统意义处于私人领域、不可见的女性家务劳动带入公共视野,赋予其经济价值及看似更多的女性自由,可能会隐性地强化和利用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将女性的照护、沟通等“软技能”和关怀实践转化为可供平台利用的生产力,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她们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弱势地位,甚至可能复刻或强化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期待。当女性通过扮演“好女儿”“贤妻”等角色获得流量时,也可能会为其他女性设定一个以“善良、奉献、勤劳”为标准的新的性别化劳动框架。

(二)“关怀经济”的出圈:流量逻辑下的“真实性”悖论

“李某贵”的数字劳动是一种以关怀伦理为内核,以情感劳动为方式,通过“本真性”的表演策略,最终实现平台流量转化的高度性别化的劳动实践。其成功并非单纯的个人励志故事,抑或平台“凡人造神”的流量神话,而是一个由个体能动、受众需求、算法逻辑与社会价值共同作用、彼此成就的“共谋”过程。“爱的奉献”之所以能够生产流量,实际源于“关怀经济”被成功转化为流量的出圈机制,即通过“关怀展演”将其媒介化为“情感奇观”,通过满足观众“情感代偿”需求而引发情感共振,最终被平台捕获为高黏性、高安全性的正能量资产。在此意义上,以“爱的奉献”为特征的关怀经济在数字时代被重构为一种高效的流量生产模式,其生产的不仅是内容,更是一种被算法偏好、被大众需要、被主流价值认可的“情感—伦理共同体”。对“真实”的、具有自我牺牲色彩的关怀展演,已然成为一种高效的流量生产策略。

“关怀经济”的出圈,可能预示一个新的网红类型的诞生,即作为社群关怀者的创作者。这一角色和流量模式将超越传统娱乐者、意见领袖或带货主播定位,将网红的功能延伸至社会结构,成为社区生活中一个有机的、功能性的组成部分。在他们身上,观众所寻求的不再仅仅是娱乐或共鸣,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有意义的社会贡献感,抑或对数字时代冰冷技术的温情想象,并越来越倾向于支持那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世界正在变得更美、更好的创作者。以社会资本和道德资本为导向的“关怀经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特定条件下甚至能够产生更强大的数字影响力。

然而,伴随“关怀经济”出圈,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悖论也可能随之产生。当“关怀”被证明是流量密码后,是否会催生大量同质化的“表演性关怀”?如何避免将关怀对象作为生产流量的“工具”,产生对关怀对象的二次剥削?由于“关怀”越显得真实、非功利,其商业价值和流量潜力越大,这也将使创作者陷入“真实性悖论”。一旦意识到“真实”可以被售卖,创作者将如何维系这份“真实”?巨大的网络流量和社会关注度也将不可避免侵入其个人生活,进而威胁这种“真实性”的内容生产。

“李某贵”视频中所呈现的“本真性”,可能包含了乡村真实的自然流露,但也是平台算法推动下一种经过策略性筛选与优化的技术指标。算法本身难以识别道德真伪,仅能通过完播率、用户留存时长、情感关键词触发等数据反馈,来测量受众对“真实感”的认可度。当视频的粗糙感、非虚构感在数据上表现出较高的用户黏性和转化率时,“本真性”也从一种个人品质转化为可被计算、模仿,甚至优化的技术参数。循此逻辑,网红博主通过“自我商品化”,将个体生活细节、原生家庭乃至对他者的关怀行为,精准裁剪成符合算法需求的标准部件,并通过“去表演化”“非表演”的姿态成功消解受众对商业化叙事的防御心理。“李某贵”所代表的纪实关怀叙事,通过“粗糙”“真实”建立伦理信任,实现了对平台“伦理资本”需求的精准适配。

然而,这种基于“爱的奉献”的数字劳动模式也具有其内在的脆弱性。当“真实”成为一种技术或策略,媒介劳动者本身便会陷入深刻的“真实性悖论”。为维持这种作为流量密码的“真实”人设,她们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自发地生产“非表演”行为状态。此时的“本真”已不再是生活的底色,而是必须时刻维护的“数字人设”。当“不做作”成为一种技术要求,劳动主体最私密、最自然的情感表达也将随之卷入商品化的螺旋之中。情感资本的积累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但其损耗却可能是一瞬间的。一旦创作者被质疑其行为的真实性,或其商业变现方式与“奉献”人设产生冲突,便可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反噬”,导致情感资本瞬间瓦解。事实上,走红后的“李某贵”本人及其家庭,已然遭受大量非议与打扰,真心抑或“蹭流量”的学习、拜访,“年入百万”的谣言以及“团队摆拍”“消费老人”的质疑不断涌现。“既怕博主过得苦,又怕博主开路虎”,评论区这一表述正是这种复杂心态的精准概括,受众既需要通过博主的艰辛与奉献获得心理慰藉,又在潜意识里通过一种伦理审判限制其摆脱贫困、走向资本化的权利。这种微妙的社会心理,实际也成为乡村女网红数字劳动过程中难以逾越的“真实性天花板”。

此外,这种以“爱的奉献”为驱动的关怀经济,在本质上是对乡村伦理资源的“补偿性捕获”。其可持续性仍受制于算法对情感价值的榨取速度,一旦道德叙事进入大规模重复、复制阶段,其稀缺性便会消失,导致创作者陷入持续升级道德表演的困境。关怀劳动的“出圈”,也可能掩盖对关怀对象的“主体性剥削”。在“李某贵”式叙事中,关怀对象往往作为“沉默的他者”存在,其苦难与感激被转化为博主的伦理资本。这种带有景观化色彩的利他主义,虽然在短期内释放了巨大的性别红利与社会暖意,却也可能在深层次复刻平台权力对弱势群体的资源攫取,形成数字空间中新的不平等关系。

(三)“三角劳动”与“伦理资本”框架:重思数字劳动中的“情感”与“在地性”

既有研究大多将网红的数字劳动视为“博主—粉丝”的二元关系,即博主管理情感以维系与粉丝的“准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情感劳动特征。在本研究中,“李某贵”的个案并非简单的博主与粉丝之间的二元互动,而是呈现出“博主—关怀对象—粉丝”间的三角劳动关系。劳动者并非直接向粉丝“表演”亲密,而是通过向“第三方”“展演”真实的关怀,来引发粉丝更强烈的共情和信任。于粉丝而言,这种“见证真实关怀”的模式,比“接受表演性亲密”更具情感冲击力。这为进一步理解和分析内容博主尤其是关怀型创作者的情感劳动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与以往平台研究的“去地化”倾向不同,本研究凸显了“在地性”的关键作用。“李某贵”的数字劳动深深嵌入乡土的特定社会关系,乡土空间不再是网红表演的背景板,而是参与价值创造的必要要素。网红流量生产的核心,恰恰是对乡土空间及其附带伦理价值的“捕获”与“媒介化”。在此,乡土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种可供平台和算法捕获的“伦理资本”,且进一步为关怀叙事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土壤。对劳动者而言,“在地性”既是一种赋权,也可能成为一种枷锁。劳动者必须在熟人社会中持续维持人设,这种线下伦理压力实际也构成其劳动过程中一种隐形的、高强度的自我监视成本,进而反向形塑劳动者的情感劳动与自我规训。因此,重思数字劳动中的“情感”与“在地性”,“三角劳动”与“伦理资本”框架为数字劳动研究提供了两个新的分析维度。

总之,本研究通过“李某贵”的个案分析,探讨其作为流量生产者以及“爱的奉献者”所经历的复杂劳动形态及价值实现过程,为研究以乡村女网红为代表的数字劳动者提供了分析视角和框架,也为深化对性别、劳动与技术等交叉领域的学术理解积累了一定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将“爱的奉献”置于乡村女性的数字劳动之中,确实存在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风险。然而,本研究旨在揭示的并非乡村女性的性别本质,而是数字平台对性别化情感资源的捕获逻辑。在研究中,“爱的奉献”的叙事可能构成数字场域中一种新的性别规训:它要求乡村女性在获取流量过程中,不断向传统的“母职”或“关怀者”形象靠拢,以换取受众认同。这一模式在赋予女性经济自主权的同时,也将其主体性进一步锚定在传统性别期待之中。“爱的奉献”不仅是女性的主动选择,更是算法权力与传统乡土伦理双重作用下的结构性共谋。对这一现象的揭示,恰恰是为了解构而非巩固这种新的刻板印象。囿于研究对象线下访谈的缺憾以及抽样数据的有限性,本研究在方法及分析深度上还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追问:这种基于“关怀”的流量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在网络流量的不同阶段,乡村女网红的数字劳动又将呈现何种形态,面临何种困境?我们应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数字生态,让“善意”在获得流量的同时,不被流量所反噬?

（参考文献和注释参见《妇女研究论丛》2026年第1期）

文字编辑：红霞

排版制作：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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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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