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动到扎根：中国超一亿农村进城女工的困境与韧性 我的田野调查

（章玉萍丨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2014-2016年，我在邱林川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丁当，去她成立的女工小组（后升级成公益机构“绿色蔷薇”）做志愿者，和女工姐妹们一起排练话剧、创作舞蹈和歌曲，也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田野调查。

2025年夏天，我和腾讯新闻万象工场纪录片团队去到深圳，见到了丁当、范范和其他女工姐妹，也在江西赣州见到了春秀和她的家人——她在深圳打工20多年，后来为了儿子回到老家。

十多年过去，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被裹挟其中。

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大量工厂内迁或转至东南亚，曾经的工业区如今变成了商品房楼盘，当年大部分服务于流动人口的社工机构也已消失，但绿色蔷薇还在。

身处其中的女工姐妹们，有的留在绿色蔷薇，成为团队的一员，有的依然工作在车间流水线，但不再“流动”，而是成为了真正的深圳人（获得深圳户口），还有的离开深圳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继续打拼。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好奇的是，当年的文艺活动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的？

2025年夏，章玉萍和“绿色蔷薇”女工姐妹一起唱歌

十年前的“流动女性”：性别、阶层、户籍、年龄的“结构性困境”

2015年夏，我拜访了广州、深圳、东莞多个服务流动人口的社工机构，为当时的一家女工自媒体做用户调研。调研资料最后写成论文《手机里的漂泊人生：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女性数字媒介使用》。

我用“流动女性”概念想指出“农民工”“新工人”“临时移民”等身份标签的局限：

“农民工”强调城乡户籍二元性，却陷入“农民/工人”的身份认同困境，无法涵盖其动态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迁徙；“新工人”偏向社会运动的认同建构，而非分析性概念，难以解释个体生活境遇的差异；“临时移民”突出户籍限制下的福利缺失，但忽视了其进城与返乡的循环往复和身份切换（工厂女工、文员、微商、全职主妇）的复杂经历。

“流动女性”打破静态身份标签，既标识其“非本地户籍、缺乏制度保障、未来不确定性”的特征，更强调其身份随生命历程发生的变化——她们可能在不同阶段被贴上“农民工”“失业者”“家庭主妇”等标签，这些身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随时间流转的动态过程。这呼应了生命历程视角的核心观点：个体身份与生活机遇是受年龄、家庭事件、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变化过程。

总结起来就是，“流动女性”标识了性别、阶层、户籍、年龄等多重维度的交叉性影响。

具体到“流动女性”面临的困境，可以看到：

传统性别规范赋予其母亲、妻子、女儿的家庭角色，让她们在外出打工赚钱和育儿/赡养老人之间权衡（而非“平衡”），家庭责任往往是其职业中断、回归非正式就业的关键原因。低学历、缺乏技能使其长期面临低工资、无福利、不稳定的灵活用工困境，且年龄歧视加剧就业脆弱性。这些边缘性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不稳定、缺乏保障的生命状态 —— 这正是“流动女性”想凸显的结构性困境。

但我并不想将流动女性视作“被动的受害者”，而是承认结构性困境的同时，看见她们主动回应现实的个体能动性。

她们并非信息匮乏者，而是策略性使用手机应对生活难题。例如工厂女工选择流量套餐适配集体宿舍的时间限制与网络条件；已婚女性通过网络电话节省话费、维系家庭关系；全职妈妈做微商实现灵活就业；年轻女工充分利用数字媒介技能，提升自我和拓展社交。

她们的媒介偏好本是对结构性困境的能动回应——在无力改变户籍、就业等劣势的前提下，通过媒介实践疏导负面情绪、寻求心理支持，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个体解决方案。她们在城乡之间、全职工作与灵活就业之间、家庭与职场之间辗转挣扎，却始终通过主动调整行为策略（包括媒介使用）适应环境，展现出 “漂泊中的韧性”。

丁当和女工姐妹边做手工边弹唱歌曲

十年后：有的拿到户口成为深圳人，有的回到老家和亲人团聚

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在《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里记录了她回访十五年前的田野调查。她当年认识的一些工人阶级女性因为强烈的渴望，通过自我教育，从传统的性别和阶级命运中挣脱出来，扎根在工人阶级社群中。

我认识的丁当、范范和春秀也差不多如此。她们的故事证明流动女性的命运并非完全由户籍、学历、年龄等标签决定，通过自主选择与持续成长，虽然人生轨迹不同，但个体仍能在结构性缝隙中开辟出“有尊严、有追求”的生存路径。

丁当：从“打工妹”到“公益领袖”

丁当给章玉萍介绍现在的女工活动空间

丁当将自己描述为，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接受社会大学教育的女性。她的人生故事彻底跳出了流动女性适应结构性困境的叙事框架。

14岁辍学在兰州打工，16岁进到深圳电子厂，丁当没有止步于“赚钱养家”的生存目标，而是在“工友书屋”参与文学小组、编写《工友天地》，后来主动辞去工厂工作，转型为全职公益人，创办了绿色蔷薇。

她通过持续的公益行动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2022年入选银杏伙伴成长计划，2024年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南风窗年度人物。

这种跨圈层的身份突破，颠覆了女工局限于城乡、家庭、工厂的身份叙事。丁当认为这个过程并不只是依靠个人的自主行动，也是因为在行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社会资源，从而能够继续实践和行动，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舞台。这是一个不断正向循环的过程。

丁当不只是改变了自身处境，而且主动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创造命运。从16岁被迫辍学的农村女孩，到36岁成为全球青年领袖，她的人生轨迹证明：流动女性不仅能通过自身努力突破个体困境，更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范范：拿到深圳户口后才感觉自己是深圳人

范范和章玉萍一起看十年前的活动照片

范范的职业发展、精神生活与社会网络也为理解流动女性的发展可能性提供了样本。

2002年刚到深圳时，范范在手表厂做仓库物料员，但她并不安于现状，主动报名辅导班学习电脑办公软件和成人会计专业，为职业转型储备技能。

7年后范范离开手表厂，先后尝试服务员、收银员等岗位，最终凭借电脑技能入职印刷厂做文员，摆脱了流水线。

她32岁结婚生育，孩子出生9个月后重返工作。母亲身份并未让她退出职场。如今她在最开始工作的印刷厂工作，在绿色蔷薇做兼职会计和参加文艺活动。

十年前我接触的流动女性大多为媒介内容的消费者，精神生活常被家庭责任和工作压力所挤压。而范范17岁因家庭贫困放弃学习音乐，打工20年间从未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并主动弥补青春期的遗憾——自学乐器，将个人经历和女儿故事写入歌曲。她将上大学的未竟梦想转化为终身学习动力（报非全日制大专、考中级职称），通过读书会和戏剧创作进行知识探索与自我表达。

范范婚后也并未因母亲角色放弃个人兴趣，在照顾女儿的同时，坚持参与绿色蔷薇的文化活动，借助姐妹互助（将孩子接到绿色蔷薇）保障自我成长时间。创作式表达让她从内容消费者转变为业余创作者。

2024年，她凭借努力获得深圳户籍，感慨“今天才感觉自己是深圳人”，终于不必再流动。

春秀：在老家摆摊卖烧烤，虽然辛苦但是更自由

春秀骑车带章玉萍去夜市摆摊

当然也要承认，绿色蔷薇的姐妹故事并不代表所有曾经流动的女性，而是彰显了一种另类可能性。去往春秀家乡，和她全家人见面，则给我们呈现了返乡女工的生活现状。

春秀算是第一代非深户女工。她1994年到深圳打工，在同一家电子厂工作超过20年，没有涨薪、没有升职、一直是普工。工厂直到2013年底才开始为她缴纳养老保险。

2015年，春秀因和工厂打养老保险官司，需要法律援助，认识了丁当。当时她一边打官司一边参与女工小组的戏剧、舞蹈和歌唱活动。

2014年底排练的《我是女工》戏剧里，她扮演一名留守儿童，在家打电脑游戏、不听话，埋怨母亲在外打工对自己疏于照顾，实际是扮演她儿子的角色。

2015年访谈里，她说，“我想回家，我在这里打工，很多事情想做做不了，小孩跟老人都照顾不了。现在我一个人在深圳，老公一个人在东莞，儿子在家里，三个人在三个地方……如果社保问题解决了，我就回家，照顾小孩，全家团聚，可现在就没法回去”。

十年后，我们来到她的老家江西赣州，见到了她和家人。

2016年她打赢官司，但只获得很少的赔偿金。她辞职返乡，陪伴儿子，直到他考上大学。与此同时，她在超市做过收银员，还做过微商。她老公2020年返乡，夫妻二人一起摆摊卖烧烤至今。她的生活贴近很多流动女性的选择：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

对于春秀而言，现在的生活正是她十年前翘首以盼的未来。但她和儿子的关系因为童年陪伴的缺失，至今仍然存在罅隙。亲子关系始终是她人生的核心课题。

十年前参加跳舞、唱歌、演话剧等文艺活动，是丰富她生活的一段人生经历，但在长久的生命脉络中，没有那么重要。

对于春秀而言，外出打工赚钱是为家人谋取更好的生活。为让儿子接受更好教育，春秀和丈夫用多年积蓄在赣州南康市区买房。返乡后，她花了一年多时间，回农村给老公父母盖房。这十年与之前的二十年一样，春秀大部分时间在为家庭奔波。但她觉得在家摆摊其实比在深圳打工要好，能够存下一些积蓄。因为家乡生活成本比深圳低，摆摊虽然辛苦但是更自由。而且终于实现了家人的团聚。所以基于她的价值观和愿望，返乡是更好的选择。

女工艺术的影响：面对结构性困境展现漂泊的韧性

女工艺术活动对参与者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有着细微而切实的影响，例如自我表达能力的提升、精神慰藉与情感支持、社会网络的拓展、自我认同与社群团结。当然这些活动无法改变基层女性面对的结构性困境，但赋予她们面对生活的韧性。

扎根深圳城中村重建社群生活的丁当和范范更注重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返回家乡夯实生活根基的春秀更在意家庭幸福、经济安全与生活可控性。她们的人生轨迹呈现了曾经处于流动处境的女性的两种选择：不只是“留下”与“离开”，而是基于不同的生命阶段、生活资源和价值排序，在有限的现实夹缝中，为自己与家庭开辟出最优路径。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且指向同一诉求：获得生活的主导权以及个体尊严。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丁当和范范是主张个人成长与公共参与的女性意识，通过知识、技能和文化表达进入公共领域，争取平等的城市公民权和社会可见度；春秀则是日常实践与家庭正义的生存智慧，是对传统母职命运的理性认知与主动抉择。春秀返乡陪读，并非被动接受命运，而是为了弥补曾经的亲子缺憾、重塑家庭关系。她摆摊创业，与丈夫共同经营，也是在家庭内部争取更平等的经济角色和决策权。她的所有努力都是让家庭尽可能符合自己的意愿。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去年夏天和丁当、范范她们一起唱歌的那个夜晚。我们和十年前仿佛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眼前的人和事又都是那么新鲜。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一些坚固的东西正在落地生根。歌声融在一起，是梦想成真的声音。我们下次见面，不会再等十年。

（正文结束，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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